了世界现代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影响”。李星则认为“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没有高家林式的好高鹜远；他们有为实现理想的奋斗决心，但却没有高家林式的极端个人主义，比起高家林来，他们更现实，更愿把理想的实现附丽于整个农村现状的改良。从某种意义上说，少安、少平既是高家林追求精神的继续，又是对高家林式的追求方式的否定。”。曾镇南指出“孙少安和孙少平，是古老的黄土地养育出来的两个历史之子，又是生活大变动催生出的现个现代之子。他们是亲兄弟，从血缘到气质，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于生活道路、阅历经验、文化熏陶的不同，思想性格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是具有不同的典型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两个发展中的典型性格”。还有人对孙少平给予更充分的肯定，认为孙少平“是小说作者对生活的一种发现和创造，是作品中最有思想价值和艺术光彩的人物”，“他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破土而出的小生产者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进一步解放的强烈要求。这是变革时代向往现代文明的一颗不安定的灵魂……他是一个具有丰富时代内容和思想内澄清的艺术典型，是作品中最能引起广大青年读者共鸣的一个人物”。

    评论中的另一个焦点，是路遥创作表现出的“史诗性的品格”。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座谈会上，人们就认为这部小说“显露出了构思博大，气势恢宏的特点。不能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作家的追求赋予了这部作品以史诗性的品格”。评论者们第一次把路遥的创作审美特征从“深沉”、“宏大”提升到“史诗性的品格”上来。王愚也认为“《平凡的世界》通过几个纠结在一起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内心活动、精神历程，映衬出历史的变化对广大人民心理构成的渗透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和审美追求的指向，虽不能说已经写出了一部史诗，但却是具有史诗的品格的。李星就此问题展开论述，指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诗与史的有机结合，又是诗的内容压倒诗的内容的不均衡体”。待到第三部出版后，雷达进一步分析作品的内在特征，认为作家“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

    在《平凡的世界》引发的路遥创作研究热潮中，饶有新意的是有关路遥创作心理上的新的成果。李星在1987年就论及路遥的创作心理，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是作家依据自己的个性、气质、心理，面对前人无比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积极的选择过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正是作家无法回避的选择结果。这种选择既是作家主体性的主动，又具有某种无法回避的被动”。李继凯通过路遥小说中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叉、大众文化与先驱文化的交叉的几种形态，进而推断出路遥在“作家化”的过程中，“地域或陕北文化、中国或民族文化、世界或人类文化这三个层次的文化构成，先后顺序层递地对他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内化为他的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从而由内而外地制约了他生活与文学的理解与选择，写出了一系列属于路遥的作品”。而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长篇论文，应是关于路遥意识研究的最为系统与深刻的专论。此文通过路遥的“苦难意识”、“土地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哲学意识”、“生命意识”、“悲剧意识”等多种意识的缜密分析，准确把握路遥所拥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灵世界，提出“路遥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集中了自己在历史转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