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延安鲁艺，却是一位有绅士风度、才华横溢的艺术理论家。八岁之前，阿城住宿育英小说，过着优越的生活。1957年，钟惦棐因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打成右派，家道从此中落。作为大右派的儿子，阿城自然被打入另册，早早就体验到世态炎凉。然而边缘化的结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另一个世界，它隐藏在琉璃厂的旧书肆、古玩店里，少年的阿城在那里流连忘返，触摸被遗忘的前朝历史，不经意间接受了中国古代士绅文化的洗礼。这段阴差阳错的经历，竟使他成为一条漏网之鱼，在知识结构上发生代际错位。确实，读阿城的文章，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时代颠倒的错觉，那种文风与其说属于知青一代，不如说与民国那一辈的作家更加接近。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在“寻根文学”运动中扮演一个特殊角色。

    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里，阿城通篇谈“文化”，只字不提“寻根”，这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的寻根文章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在阿城看来，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而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是达不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革时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这是对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文学极其悲观的估计。在这样的语境下，阿城开出的药方——“中国文化”（确切地说应当是老庄禅宗的道家文化），似乎只能是张空头支票，唯其如此，它显得格外的悲壮。阿城作为“中国文化”的传人和“最后一个文化贵族”的形象，无形中得到树立。事隔二十年之后，阿城在与查建英谈“寻根文学”时这样说道：“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韩少功有点像突然发现一个新东西。原来整个在共和国的单一构成里，突然发现其实是熟视无睹的东西。包括谭盾，美术、诗歌，都有类似的现象。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好一副“众人皆断我独续”的姿态，阿城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硕果仅存的“独苗”。不过公平地说，阿城的自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

    然而，这又是一棵难以茁壮成长的独苗。套用一句熟悉的成语：土之不存，苗将焉附。甚至连阿城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造不成新文体，他的形成不具有普遍性，偶然性很大，是自修的结果，他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只是一个个案。（《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遥想名噪一时之际，阿城曾放出话，要写“八王”，乃父钟惦棐甚至连书名都替他想好：《八王集》。遗憾的是阿城只写出“三王”，就歇手了。这是阿城的高明，见好就收，否则煞风景的事情不免发生。评论家于晴当时就老到地指出：阿城的语言文质而意深，“然而却未必宜于一切生活领域和思想层次；因而就不宜拘于一格，而要力图有所贯通，有所开拓。”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文坛上全能冠军是没有的，阿城得了道家文化的好处，自然也受道家文化的限制。更何况，适合阿城写小说的资源本来就稀缺，得益于十年边地知青生活的经验，他写出了“三王”。时过境迁，王一生那样的“棋呆子”再不可觅，阿城的绝技无从发挥，如同庄子笔下那位运斤成风，能将人鼻尖上的白垩斫掉的匠人因为对手去世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利斧。还有，我以为最重要的是，阿城并非一个视文学为身家性命的人，骨子里仍是一个玩家，正如王晓明指出的那样：阿城并不本色，太做作，好比一个手端水煮青菜的粗服汉子，真正醉心的，却是粗服上的宝石，菜叶下的熊掌。阿城虽然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漏网之鱼”，却不是“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