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那一段极不正常的时期生活，那个时期的人，写下来。因为他有了成熟的、冷静的、理直气壮的、不必左顾右盼的思想。一下笔，就都对了。”

    主要写两件事：“吃”和“弈”，通过“我”与平民象棋高手王一生的邂逅、交往和最后共同经历的一对九车轮大战的描写，揭示这样一个主题：“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这个主题看上去平平常常，却包含着回肠荡气的冲击力。分析起来，的魔力既来自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精华的继承，也来自于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不动声色的借鉴，两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这具体表现在：作者不编织复杂巧妙的故事情节，也不对人物内心世界作精雕细刻，但凭一笔出神入化的白描一决胜负，平铺直叙，从容道来，显示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风范。小说一上来就这样写道：“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这是何等的老辣的笔墨！令人想起《水浒》、的千锤百炼、寸刀杀人的文字。然而不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版，而是一篇现代中国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没有“叙事人”这种来自西方的技法，一切仰仗全知全能的作者，视角大而化之，结构固定单一，打破了这种模式，充分发挥叙事人“我”的功能，它是作者的化身，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与主人公王一生保持着的互动，单声部于是变成了复调，小说因此而获得鲜明的现代感。关于这一点，季红真说得很到位：“他以‘我’的存在为起点，深入自我以外的现象世界，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人生故事或片断的叙述，又返回到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自我之中。他笔下的全部故事，都在‘我’一次一次的认知感悟过程中，完成着感情与思想的升华。”（《宇宙·自然·生命·人》，《读书》1986年第1期）

    从内到外散发着地道的中国味，没有刻意“寻”根，而“根”自在。这是叙事方式与题材高度契合的结果，用王蒙的话说，就是“本体论与方法论完全融合”。这是极高的艺术境界，无怪有人将与茨威格的比较，认为不落下风，“通篇散发中国文学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大量品质，只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熏陶。（略）和主人公王一生的棋品一样，阿城的小说也是‘有根的’，正所谓‘气贯阴阳’、‘汇道禅于一炉’。每个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层。”（庄周《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确实，不像有的寻根小说，西方式的结构，夹杂着洋腔洋调，叙事方式与题材乖离，“寻”与“根”脱节，显得不伦不类，像是西服革履上顶着瓜皮帽。不过仔细想想，这又很正常，这批寻根作家都是知青，共和国同龄人，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操现代汉语——那种由西语语法、日本返销的现代词汇和本土白话混合而成的语言，文学教养主要来自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和以现代汉语翻译的外国进步文学，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他们已是恍如隔世。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失根”的状态，决定了他们“寻根”的热情，正如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中讲到的那样，在一段时间里，他们“聚一起，言必称诸子百家儒释道”，“感到自己没有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致浅薄”；也决定了“寻根”本质上的虚幻。确实，那些凭恶补速成的“寻根文学”作品，总让人感到不够自然，有些装模作样。原因很简单：文化这种东西，本来是自然形成的，无法人为地制造。传统的中国文化历经历史风暴的涤荡，早已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地保留在老一辈文化人身上，而他们早被认定是历史淘汰的对象，在历史的角落苟延残喘，自然消亡。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城与他的同辈位开了距离。阿城出生文化名人家庭，父亲钟惦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