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们的文学究竟应当写生活里的活人还是写某种类别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觉得，谷燕山这个人物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并无不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可由两个维度看出：其一是共时性的“反思文学”，其二是历时性的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就前者来说，由于受到一种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比如党性）的制约，许多“反思文学”作品（如王蒙的、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放不开手脚，反思的深度不得不打折扣，艺术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相比之下，思想更加解放，突破了“党性”的框框，对极左错误的根源——“阶级斗争”神话，作了彻底的颠覆，写出了“文革”的来龙去脉。就后者而言，不仅是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第一部清算“文革”的长篇小说，而且在艺术上有重大的突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头。在此之前，已经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表的《创业史》，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前三部作品出自艺术功力浓厚的老作家之手，其中不乏闪光的片段，文字功底精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时代精神的误导，殚精竭虑的努力终究未能修得艺术正果。后两部作品出自学养匮乏的农村文学新秀之手，主题先行，背离生活，一味地演绎阶级斗争思想，尤其后一部，根据政治的需要、政策的订单向壁虚构，闭门造车，成为路线斗争的工具，至此文学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在这种“物极必反”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艺术起点之高，格调与此前的长篇小说判然不同。难怪的责编龙世辉第一次阅读尚未完成的手稿时，一下子就看楞了：“我读过大大小小的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也发过长长短短农村生活题材的稿件，它们曾经给过我很多生活的教益和艺术的享受，它们中有许多至今仍然是有生命、有价值的作品。但也不必讳言，它们也很难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带有时代的历史的局限，给后辈作家留下可以吸收总结的教训。像古华这样，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提示左倾错误在农村造成的危害，在中长篇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关于古华和他的〈芙蓉镇〉》）无独有偶，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也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学的复兴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极其深刻地描述了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农村生活，是一部极为生动而又十分尖锐的作品，是那时期出现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芙蓉镇〉俄文版序》，《芙蓉》1986年第1期）

    光阴如梭，“文革”结束一晃三十年，反思“文革”的力作依然鲜见。从这个意义上讲，依然是一个超越的目标。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演绎了这样一个主题：在一个封建专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贫困落后的国度，一种偏侠的、激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人性之恶相结合，将会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它不仅催生王秋赦那样的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运动根子”，李国香那样的攀附权贵、心术不正的弄潮儿，也扭曲正常的人性，扼杀美好的人情，败坏良好的民俗，将一个民族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中。更为难得的是，“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产生极强的艺术张力，让人看到那个时代“阶级性”、“党性”对“人性”“人情” 的疯狂吞噬，将社会推向虚无的深渊，这种背天逆理的行为最终受到历史规律了惩罚，留下的教训却是极其深刻的。作者以饱满的激情、朴素的文字将这一切描写得历历在目，回肠荡气，小小的芙蓉镇于是有了宏阔的象征意味，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潘旭澜这样评价：“将一个小山镇的风俗民情写得如此生动真切，同时与政治风云融合得如此浑然一体，浓厚的乡土气息与曲折的历史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