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首市）和《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这些站在时代的政治高度和“大我”立场、抒发共产主义浪漫豪情、以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体”写成的诗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使郭小川名声鹊起。另一类是由于较多表现诗人的个人化情感受到批评的抒情诗，主要是《山中》、《致大海》和《望星空》少数作品。这些作品一发表，立刻招致激烈的政治性责难，《望星空》更被指责为“主导的东西，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还有一类是同样引起争议并遭批评的4篇叙事诗，包括《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有时被称为“爱情三部曲”），《一个和八个》。这些叙事诗不仅在内容上对生活作了具有深度的思考，同时在形式上也表现出刻意探索的努力。句式上初步形成后来那种长于铺陈的长句，诗节则在同一首诗礼保持统一（如《白雪的赞歌》、《严厉的爱》为四行体，《一个和八个》为六行体，《深深的山谷》为八行体。此外，《将军三部曲》大体为十二和十四行）。

    原因之三，用郭小川的话来说，他写这首诗“与当时的气氛分不开”，从鸣放到反右，1957年“是整个思想战线上斗争最尖锐的一年”，“是紧张而严竣的一年”。在文艺界这个思想斗争的主战场，身为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亲身参加批、划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诸多“右派”的过程。他作为周扬的麾下大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紧跟上级战略步署，做党的斗争“工具”，他也确实积极参战，承担了很多具体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但是，他的心情既兴奋紧张，又困惑不安，日记中多见他的烦恼与矛盾，他说写丁、陈结论“简直是一种刑罚……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百端愁绪，一起涌来，久而不能成眠……真是最痛苦的一天！”(1957年2月17日)，“简直是无休止的劳役”(1957年4月9日)。反右斗争中，又常常感到“心中沉重，每一想到这次运动，就感到难、难、准。一个伟大的战士自然是不怕这一切的，但是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战士？”(1957年6月10日)

    郭小川和其他许多革命者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在尖锐而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好人受冤屈的情况是很难避免的，也许他会同意贺敬之多年后所说：“拿这种例子来攻击革命是不人道的，拿抽象人道主义来攻击革命是残忍的、是不好的，那就不要革命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受了冤屈应该如何对待？

    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四个阶段。这时，诗人受到严重的摧残和迫害，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但他仍然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江南林区三唱》等作品。特别是写于1975年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抒写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矛盾的严肃思考和战斗激情，标志着他这一时期的创作高度。

    王金对待冤屈的态度，既大度又合作，他得知叛徒的指控时有点儿“惶乱”和“惊恐”，听到锄奸科长的愤怒声讨“像刀子般割着……心”，但他立即以“严肃的负责的态度，陈述了这个事件的全部内因”，然后就耐心地等待着组织上的处置。

    “八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概念化的人物。而“一个”王金完美得难以置信，不难看出已有英雄人物的模样……

    ⑶ 60年代前期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是郭小川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时期，他开创了与时代精神相协调的两种抒情体式“新辞赋体”和“新散曲体”，代表性作品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祝酒歌》、《昆仑行》等。此时的抒情诗，似乎又恢复到统一于“时代大我”的情感模式当中，不过由于艺术上的成熟，时代的豪情通过较为个人化的有节制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