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诗歌

    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冤屈和忠诚”，是“关于一个人的忠诚受到怀疑，在极度危险和冤屈中，用血和生命去证明自己清白无辜”。郭小川说：“远在二十年前，我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明路线’或‘张国焘路线’肃反时，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生。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说过几回。我在延安参加审干时，就有意写一篇文章(小说或散文)，企图用以说明那些被斗错了的同志，一直没有动笔。”1957年4月，好友剧作家海默给郭小川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郭小川“屡有所闻的”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使郭小川一开始就“迷住”了，使他“打算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潜在原因，就是郭小川夫妻在延安审干中遭受冤屈的亲身经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郭小川听人坦白说北平的“文艺青年联合会”是一个“红旗团体”——自己参军前曾参加过这个组织，便以为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托派”，所以“马上就急哭了”，到坦白大会上进行了坦白交代。过了近一年、写了十多次检查以后，这个问题才被澄清，得到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写于1957年，在郭小川的所有诗作当中，这首诗尽管在形式上可能不如他的后期诗作新颖、高超，但却最具有内在的张力和人性的魅力。

    郭小川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在郭小川的笔下，组织控制和个人自由并不构成绝对的矛盾。经过王金的教育和感召，大胡子的态度从“粗野”的挑战和捣蛋变成了衷心的佩服，他“啸聚成伙、骚扰民间”的“残暴”行为变成了“一不跟老百姓作对，二不捣乱咱们的八路军，三不饶过该死的日本鬼”的誓言，这时，他就可以游离于八路军的紧密纪律约束之外，当一个勇敢不怕死、有正义感的散兵游勇了。显然，在作者的心目中，组织严密的部队和松散的民间武装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可以作为抗日的积极力量。

    ⑴1955年到1956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他写了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诗在内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这些诗感情热烈豪迈，以“阶梯式”的形式表现斗争、建设、进军的主题，倾吐着澎湃的激情，以政论家的头脑和战土的姿态鼓舞人民投入火热的斗争。但在艺术方面却不够成熟，政治性的议论往往代替了艺术形象的创作。

    郭小川在50年代末期，创作了一批叙事诗，写于1957年的三首是《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1979年才得以发表）。

    总而言之，《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真正用心写的诗”，主人公王金是他精心塑造的一个英雄，尽管他已经把这个英雄“拔高”得超凡脱俗、无私无畏，远离了真实的人性，罩上了圣徒的光环，这个人物还是不能被容忍，这部作品还是得“枪毙”。尽管诗作根本就没有发表，“晴天霹雳”临头而且余音无穷，延续了终生。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郭小川的后半生始终没有逃出这次批判投射在他心上的阴影，以至于他说，为了这首诗，“背了十年包袱”，是心上的“一个伤疤”，一“想到就有一种恐怖的感情……”

    ⑵1957年到1960年，是郭小川进行探索的一个时期。他在努力克服议论多于形象这一缺陷的同时，开始向复杂的生活内容和新的题材挺进，不再满足于诗的表层鼓动作用，而追求深沉的情感内蕴。有三类创作代表这一时期的成就：一类是为配合政治工作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包括“致青年公民”组诗（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