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诗歌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78年12月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给阿兰尼的信》中说：“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这句话也恰当地指喻了发生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上——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清明前，北京的广大民众纷纷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并借此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愤怒出诗人”，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到了清明的那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上百万人，花圈的海洋、诗词的海洋、悲痛和愤怒的海洋。人们把书写的诗词、挽联和文章张贴在广场的灯柱、纪念碑的护栏上，挂在松柏枝叶间，“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食”。“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等诗歌，被朗诵、传抄及征引一时。还有赞美这些诗词：“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4月8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社论，正式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广场张贴、传抄的诗词被指控为“反动诗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此后的几个月里，写作、传抄、保存这些诗词的行为，受到追查，一些人为此受到迫害，被定罪、囚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文革”宣告结束。

    1977年1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以“童怀周”为笔名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十六名教师，油印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随即，他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从征集到的大量作品中选出1500多篇，编成《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和《天安门运动画册》等书。1978年12月，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的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门诗抄》，由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题写书名。《诗抄》收入了六百余篇诗文。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收古体诗、词、曲、挽联等；第二辑，收新体诗；第三辑，收悼词、誓词、祭文、散文诗。在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它们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其中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从艺术的衡量标准来看，这些诗词虽然并非如编纂者所说的艺术性“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门诗抄》里，是凝聚着百万人民的集体创作行为以及蕴藏其中的集体意志与情感，这些作品的背后隐含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场”——人民的力量，《诗抄》中的每一首诗，都不是某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作品实际的书写者，每一种声音的实际发出者都是“人民”这个范围巨大的群体。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有用，他便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