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郁积在人民心底的忧愤，终于在这一时刻以诗的方式爆发了。

    在确定《天安门诗抄》时代意义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历史的叙述并非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复线的。历史在叙述自己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遮蔽着一些“意义”。所以，当文学史叙述有意无意忽略另一些“天安门诗歌”时，历史本身就可能被戕害了。如1976年，当天安门诗歌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时，“主流”的《诗刊》，扮演了政治风向的积极呼应者。在5月号上，不仅全文转发了“两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均据新华社1976年4月7日讯），还原文发表了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天安门广场讲话，以及为胜利平定“反革命运动”而配发的一组诗。其中《两个决议捧手上》一诗，编者还特别为作者加了注解：“本诗作者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曾分别荣立个人二等功”，以达到其宣传的目的。同期刊登的还有田间的《写在金水桥旁》和臧克家的《工农兵铁拳齐高举》、《声讨邓小平》等诗。田间继续着他战斗体的诗歌传统：“万里神州雷动，／痛击翻案妖风。／／鲲鹏展翅九重，／蓬雀瑟缩哀鸣。／／一出‘纳吉’丑剧，／妄图演出成功。／／庄严天安门前，／岂容魔怪横行！／／无产阶级专政——／东风横扫残云。／／两个决议公布——／红日喷薄东升。／／金水浪花翻涌，／胜利不忘斗争。／／翘首瞻望北斗，／高路继续攀登。”臧克家的诗歌，呈示了与当时天安门诗歌完全相对立的立场：“批邓声势如狂飙，／敌人性急作狗跳。／清明时节天安门前，／光天化日下鬼魔闹。／／谣言、歪诗、黑传单，／妄把红白乱颠倒。／大好春光黑烟熏，／白日纵火毒焰高。”

    这一期的《诗刊》及其他站在“天安门诗歌运动”对立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音，在以后的文学史中并没有被提及，从而遮蔽了人们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另一个视角。龙扬志在《叙述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认为，这些诗歌延续的是“文革”批判的老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另外一种互文性的文本，并且可以揭示出一种言说方式对另一种言说方式压迫的内在根源。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1979年4月5日，《人民日报》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三周年发表了社论：“四五运动是广泛的民主运动。在‘四人帮’的高压下，群众没有议政的自由，就用花圈、诗词、警言来表达；没有倾诉的地方，就汇集在悼念周总理的场所；没有谁去组织，却是那样井井有条；没有统一的口径，却是那样的异口同声。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地方，用这种特殊的斗争方式，行使民主权利，宣传真理，伸张正义，打击敌人，真是扬眉吐气啊！”

    同年11月，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在谈到天安门诗歌运动时也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79年11月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运动一直被视为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被赋予了结束一个“旧时期”或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史意义。自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