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空想主义”和急于事功的“盲动主义”大行其道，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损失。经历过一系列“浩劫”和灾难洗礼的中华民族，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社会如果想健康发展，就必须尊重科学，必须热爱知识，必须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把自己的公民培养成理性的现代公民。徐迟的报告文学写作，顺应了破除迷信、摆脱愚昧的时代要求，热情地肯定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充满了呼唤科学的人文主义激情。徐迟的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报告文学，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以肯定知识和科学的价值为主题，表现出对时代情绪的敏锐感知，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极大地满足了“思想解放时代”的强烈需要——这是它们获得人们认同、引起巨大反响的根本原因。

    文学必须以人为叙写对象，只有写出了令人心痛或喜爱的人物，一部作品才能被读者接受。徐迟这篇报告文学真实地揭示了陈景润的艰难、屈辱的生活状况，把他从被妖魔化的毫无尊严的“牛鬼蛇神”，还原为有个性、懂感情的真实的人，还原为有抱负、有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科学家，塑造出了一个此前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未曾有过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是，由于严重的偏见和不信任，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被打入了另册，不仅失去了工作和研究的条件，失去了向社会贡献才智的机会，而且被当做“改造”的对象，备受凌辱和迫害，普遍沦入丧失尊严的可悲境地，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世无争的陈景润也未能幸免，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虽然几次提到他遭受了“恶毒的诽谤”和“恶意的污蔑”，但并没有细致具体地叙述他因为遭受“残酷迫害”而从三楼跳楼自杀的情节，只是在一篇谈《哥德巴赫猜想》创作经过的文章中，才简单地讲述了陈景润被打的情形以及跳楼的经过。徐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了陈景润对于科学的热爱，对于科学研究的执著，写出了一种近乎纯粹的科学精神和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

    爱因斯坦在一篇谈普朗克的文章说：科学家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总是想逃避个人生活中的丑恶难堪的粗俗；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段话既符合陈景润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也启发了徐迟的写作。徐迟在这篇报告文学中突出刻画的，就是陈景润身上的真正的科学家性格，是他为追求科学而之死矢靡他的执著精神。他没有朋友，独来独往，孤独而寂寞，“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这是一个几乎纯粹生活在科学世界的人。他的心中日思夜想的，只是那些让他寝食难安的数学问题。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用大量典型的细节描写揭示了这一点：“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统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窝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一个民族倘若想进步，想成为一个有教养的、让人尊敬的民族，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纯粹的、以追求科学真理为务的知识分子；一个民族如果是理智的、有远见的，就不能不尊重并保护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而且要让他们在精神上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感和安全感。

    然而，陈景润置身其中的，却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