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9月以毛泽东逝世为契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沸腾，共同庆祝，正是最好的表征。国家的意志，民众的愿望，知识分子的心声，此时形成合力，如此的盛况可谓千载难逢。然而，历史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长期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惯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其时，“四人帮”虽已粉碎，两个“凡是”依然禁锢着人的头脑。当时“思想解放”派与“两个凡是”派正在较量，处于对峙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另一种力量出来打破这种僵局。在风雷激荡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经常充当政治的马前卒，小说首当其冲，《班主任》的出现，正好应合了这种需要。

    从文学的角度看，《班主任》亦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四人帮”倒台，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就大量涌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作品无论思维方式还是结构模式，与此前批“走资派”的帮八股没有什么两样。其情形正如冯牧描述的那样：“一个时期内，我们看够了帮风帮气的作品，这真是一种苦难，本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不很长时间，就可以肃清流毒，打掉这些帮风帮气帮文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相当时期内，我们还不得不在批判阴谋文艺之后，又要与一种我把它叫作‘转移文艺’的东西作斗争。”（《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冯牧所说的“转移文艺”，就是那种换汤不换药的风派文艺，即昨天还在批“走资派”，今天就以同样的方式批“四人帮”，还有那种冥顽不化的“主题先行”的现代八股。正是这样的背景，为《班主任》的脱颖而出作了铺垫。

    依今天的眼光看，《班主任》未脱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无法卒读，在当时却让人有石破天惊之功，因为它首次公开冲破僵化机械、千篇一律的“文革”文学模式，开始面对真实的生活，朦胧中演绎了中断已久的现代性启蒙的主题，肯定了知识与理性的价值。事实上，这是刘心武决心告别“假门假事”的“文革”文学模式，“动真格儿”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对他的文学生涯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他自白的那样：“《班主任》是我摒弃‘四人帮’‘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那一套‘帮规’‘帮法’以后，思想初步解放，敢于正视现实，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发，经过对创作素材的反复深入，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后形成较成熟的构思，又在提笔后随着感情的奔腾，而尽可能往深里开掘，最后又几经修改，才终于定稿。”这段话展示了刘心武挣脱“文革”写作模式的艰难过程，很是耐人寻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摆脱一种长期形成的写作积习谈何容易，甚至从刘心武的这番话语中，依然可以嗅出“主题先行”的味道。事实上，从大的框架看，《班主任》的写作并未跳出“主题先行”的掌心。然而，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尽管只是浅层次，《班主任》开始直面现实生活，并且触及严峻的问题——革命下一代的精神创伤问题。唯其如此，它才能超越那些泛滥成灾的“转移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

    然而，刘心武毕竟不是时代的先觉者、超越者，而是一位与时俱进、得风气之先、勤奋高产的作家。比起同时期的“地下文学”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班主任》不能不显得相当肤浅和暧昧。这表现在作者尽管声讨“四人帮”，对“文革”却不否定，采取回避的态度，然而文中对“文革”序幕的“四清”运动赞许的口气，表明刘心武认识的限度。这其中固然有写作策略上的考虑：当时中共中央刚宣布“文革”结束，尚未给它定性——那是在一年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刘心武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回避，采取回避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比起自我保护的因素，认识上的局限应当说是更为内在的。具有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