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的时代特征。也有人认为梁生宝一开始就被放在矛盾冲突的中心，只是有时直接、明显，有时间接、隐蔽罢了。在艺术表现上，作品将主观抒情与客观描写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严家炎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梁三老汉的形象，认为作者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成功地描画了潜在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他们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向社会主义同盟军转变的精神状态及其变化历程”，这个人物“成为全书中的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有些人不同意严家炎的这种观点，认为他是把形象的阶级特征与个性特征割裂开来，忽视了形象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用梁三老汉来取代梁生宝在作品中的地位，从而贬低了梁生宝这个英雄形象的成就。

    在看到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的形象》的文章后，柳青自己撰写了一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文章（《延河》1963年8月号），就严家炎关于梁生宝的形象的分析与评论，从作者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柳青认为，严家炎的观点涉及到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小说的写法与严的看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柳青也在文章中指出：“《创业史》（第一部）的确是有缺点和弱点的。我每每感到自己才疏学浅，力不胜任。严家炎同志含蓄地指出我生活上和艺术上艰苦准备都不够，是正确的。我的确要好好学习古今中外人类进步文学遗产的艺术手法，。特别是他关于我深入生活也不够的批评，我是乐于接受的。我很感谢《文学评论》发表了严家炎同志的文章。”

    80年代之后，尤其是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开展以来，人们对《创业史》（第一部）的评论又产生了新的和更大的争议，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的观点与问题。有人指出，《创业史》对于互助组、合作化等农业运动的高度肯定，显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左倾思潮的明显影响；在塑造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人物形象时，也表现出当时时代的诸多局限，因而需要重新予以评价。也有评论者表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这种否定性的观点，认为评价过往的文学作品，在站在现在的立场的同时，还要秉持一种历史的尺度。虽然至今人们还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但基于文本的客观事实，谁也不能否定柳青这部作品的重要地位与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

    “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包括《创业史》这种农村题材写作在内，都存在着一个反映当时的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问题，如何评价这些作品和这一现象，确实需要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做具体分析。在笔者看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中国农民成长与发展的一段过往历程。那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生活的作品，都不应该简单地否定其实际具有的审美认识意义。就《创业史》而言，它虽然直接讴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力图写出5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的道路选择，但在作品的具体描写中，并非是简单地理性演绎或图解政策，而是真实、深刻、艺术地再现了他所熟悉的乡村生活乡村农人，写出了当时当地农村生活的真切生态、现实图景与精神气韵。小说里的梁生宝、高增福、梁有万、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改霞、素芳等，作为艺术形象，都在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倾向的同时，个个血肉丰满，人人个性鲜明，都堪称不同层面上人物形象之典型。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与相互勾连，构成了作品的主干故事，也勾勒出了50年代中国关中农村真实鲜活而又富有诗意的生活画卷。

    在有关《创业史》（第一部）的争论中，人们对于这部作品的价值及柳青创作的意义的认识，也在随之深化和不断彰显。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谈到《创业史》（第一部）在艺术上的鲜明特色时，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