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被饥荒威胁着的乡亲们，要求生宝带着他们一起去到终南山割竹子，挣点买粮的钱，生宝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带领着互助组和困难户一起上了山。在艰苦异常的割竹子劳动中，拙笨的拴拴被戳伤了脚，生宝慷慨地安慰拴拴，说自己把他的活一起干了，要他放心养伤。

    改霞暗中喜欢生宝，但在郭振山别有用心的鼓动下，准备去西安进工厂当工人。生宝向好友有万倾吐了自己对改霞的情意。改霞借着征求生宝对自己进城做工有什么意见，想探探生宝对自己的意思；但生宝以为她思想变了，反应很是冷淡。失意的改霞决意去当工人。但在县城参加招工考试时，团县委王玉梅的一席话，触动了一心进步的改霞，她毅然放弃了考试回到了村里。

    因为拴拴的爹王二直杠的大吵大闹，梁大老汉的趁机退组，梁生宝的互助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但他以坚定的信心团结大伙，并以发展高增福，吸收白占魁先后入组，增加了力量，稳住了局势。该年秋天，互助组的水稻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第一部的结局”，主要写梁生宝互助组的初步成功，进一步印证了党的总路线的正确与英明。1953年冬，在梁生宝互助组的基础上，黄堡区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灯塔农业社。

    在黄堡大集上，梁三老汉提着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人群，这个一辈子生活的奴隶，很有些生活主人的神气了。

    《创业史》（第一部）甫一发表，便得到文学界人士的及时肯定与高度评价。冯牧在《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1月号）的文章中，就这样说道：“虽然在《创业史》（第一部）当中所表现的，还只不过是全国农村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那些年月的生活，而作品中所集中描绘的，也不过是以西北终南山麓农村一个劳动互助组的成长和发展为中心的斗争故事，但我们却可以毫不迟疑地肯定：这部作品，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

    在《创业史》（第一部）发表之后，严家炎在《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上，发表了《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却引发了一场较大的争论。严文发表之后的1963年到1964年间，许多报刊发表了与严家炎观点不同或进行商榷的文章，较重要的有：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10月号），吴中杰、高云《关于新人形象的典型化——与严家炎同志商榷》（《上海文学》1963年10月号），秦德林《这样谈艺术价值是恰当的吗？——评严家炎同志对〈创业史〉的评论》（《上海文学》1963年11-12月号），张钟《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等。严家炎也相继发表了《关于梁生宝的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两篇文章，与批评意见进行辩论。

    严家炎认为，作者在塑造梁生宝这个形象时，有“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议论抒情多，客观描绘不足”。持不同看法的同志认为，塑造梁生宝的形象应该从他本人的性格特点和性格发展着眼，而不能从当前一般农民的所谓的“农民的气质”出发，作者所描写的梁生宝的精神状态是完全符合生活与艺术要求的。他们还认为，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决定了文学作品对它不同的表现形式，梁生宝和姚士杰等的斗争方式不是白刃战，而是迂回战，因而也就没有出现“面对面的搏斗”，作者这样写更是表现了英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