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海河边上》，看上去也更像是普通的作品评论，与刻意制造事端的“大批判”尚有距离。

    关键是第四卷第五期《文艺报》。这期《文艺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名叫李定中，这是一个文坛谁都没听说过的名字。《文艺报》的编者在这封信前头，加了一条“编者按”：

    陈涌同志写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见6月10日《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对萧也牧的作品作了分析，我们觉得，这样的分析是一个好的开始。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大胆地提出各种意见；我们特别希望能多收到这样的读者来信。

    概括起来，它发出两个信息。第一，对陈涌文章的不满足。它说，陈涌文章是“好”的，但仅堪视为一个“开始”；它用对李定中来信的称赞——“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来暗示对陈涌文章的不尽人意之感，觉得他还够不上“尖锐”，仅仅指出萧也牧有一种创作倾向却没有指出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因此，必须做“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把话题引向深入。第二，是表明《文艺报》编辑部的态度。对李定中来信旗帜鲜明地“认为很好”，乃至以“热烈欢迎”、“特别希望”等极迫切的字眼，鼓励人们仿效李定中信为《文艺报》投稿；这实际上公布了决定就萧也牧持续展开批判的计划。

    《文艺报》发表李定中信时，为其拟题《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玩弄人民”或者类似的字眼，在陈涌那里是没有的。这大概就是该报所呼唤的“尖锐”。如果说陈涌文章对萧也牧作品提出了批评，那么可以看见，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一种指责，甚至是审判或裁决。它明白无误地认定，萧也牧“有罪”。信中话语远比标题凶猛。李定中在援引陈涌关于萧也牧作品存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一看法后，表示他要“补充一句”。这一句是——

    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这句话，不仅把问题从萧也牧作品存在“小资产阶级观点”变成认定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而宣布，即使在小资产阶级中萧也牧也是“最坏的”。

    李定中严厉地说，根据萧也牧“玩弄人民”的态度，来“评定”他的阶级属性，“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阶级了”，萧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李定中自己也意识到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但是他强调，“我并不觉得我说得‘过火’”。

    李定中还不满意陈涌认为萧也牧错误的原因在于“脱离生活”；他纠正说，萧也牧是“脱离政治”；虽然目前“是一个思想问题”，但“发展下去”，“就会达到政治问题”。也许那个时代，此类指责与措辞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若自我们看来，话说到如此可怖的地步，几令人怀疑是否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

    总之，李定中的信是一个转折。此信发表之后，萧也牧问题大大恶化了，批判也成为有组织的了。那么，这个李定中究竟是谁呢？据石湾《共和国文坛的第一场运动》（《世纪》杂志，2008年第4期）一文，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予以披露：

    《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