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萧也牧

    原发刊物：《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

    发表时间：1950年1月1日

    1950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整整三个月。倘若采取旧式纪年，亦不妨说是共和国元年元旦。

    这一天，新中国文学里地位最高的刊物《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以“新年号”的特别名义出版了。上面刊登着一篇很不一般的作品——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萧也牧。

    “很不一般”，是指在此后一年多内，它面临了天悬地殊的两种境地。起先是广受欢迎，声誉鹊起；然而转至翌年6月，舆情突变，短短十来天一跃而为文坛头号批判对象。至于进一步引出的影响及长远的意味，就更不以此为限。

    情节内容大致如下：一对夫妻，丈夫为知识分子出身，妻子原是贫农，参加革命后在军工厂当工人。如今他们随革命胜利，作为“进城干部”，一起到北京。丈夫思想起了微妙变化，嫌妻子“土”，与新环境不协调。于是夫妻有了罅隙，一个要“变”，一个很固执地“不变”。最后，事实教育了丈夫，使他认识到根本而言妻子是对的，自己则“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妻子态度亦稍有调整，表示新环境之下，“工作方式方法”值得重新考虑。

    到“文革”结束为止，中国不存在与党的方针政策无关的文学创作，所有作品都对其中某项内容进行“配合”。本篇也不例外。它所“配合”的，是建国初期党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革命队伍的“拒腐防变”。毛泽东曾将“进城”比作“赶考”，能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被认为攸关未来。《我们夫妇之间》，虽不涉及“腐”，但却以“变”为关节，男女主人公之间所有矛盾，源于变与不变之争。萧也牧写这篇小说，目的当属体会党的关切，及时、积极地通过文学进行宣传配合。

    本来，从逻辑上说，“进城”作为一道坎，它所隐含的“变质”的担忧，主要是针对革命队伍中出身乡村者。对于他们，新环境、新现实与自身经历构成更大反差，“考验”的严峻性才比较突出。应该说，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本事编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对这个问题的表达，与原来的含义更加吻合。对比一下，我们不难体会萧也牧落笔之前，心中颇存“顾忌”，甚至早有自儆。类似三排长陈喜那个角色，他安排了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来代替；“进城”这件事，对贫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没有构成是非原则的考验，倒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险些栽了跟头。这样的情节，不能说毫无生活根据，作者所以这么处理，更大可能是规避对“工农形象”做负面描写。这也许说明，对这题材风险所在，萧也牧已有所预感，并事先加以防范。

    然而，毁谤还是不期而至。

    第一篇批判文章出现于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即陈涌所作《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这似乎可以让人有些猜想。不过，陈涌本身一直是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人民日报》有专门的文艺版面，虽然政治性很强，但也未必每篇持否定意见的文章都有“背景”。

    就文章本身看，尽管持否定态度，但调子基本温和，大致属于就事论事，论断上比较克制，没有特别强烈的从政治上给作者作品“定罪”的意图。它不满意萧也牧，在于两点：一、对张同志亦即妻子，描写上有所“丑化”；二、流露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另外，与后来上纲上线的批判不同，陈涌文中并不一般地反对写日常生活、恋爱事件等，只是强调“能否正确地去描写”。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陈涌的文章并非专门针对《我们夫妇之间》，实际上它是从萧也牧两篇小说谈起，上下两个部分用比较平均的篇幅，顺序谈了《我们夫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