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就写了一篇名为《诗人的立场问题》（《文艺报》1卷12期，1950年3月）一文，针对组诗第五乐章《胜利颂》中将毛泽东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批评胡风”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结果是歌颂得没有力量，歪曲了人民胜利的事实，把人民领袖比拟得十分不恰当。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它的效果总是不会好，而且是有害的“。

    袁水拍在《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的破产》［《人民日报》1955年2月20日，《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三集），作家出版社，1955］中，指责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这种夸大口气同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甘为孺子牛’、‘甘当小学生’的思想是多么不同！“”他在诗的最重要部分宣传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且歪曲了革命运动“。”胡风不但简直没有描写自己对于人民和祖国的依慕、愿望和献身的热情，而且在歌颂祖国的名义下竭力歌颂自己，而且歌颂自己远比歌颂祖国具体得多，‘真诚’得多。在已有的四个‘乐篇’中，‘安魂曲’差不多同其他三部分的总和一样长，而这个部分与其说是纪念死者，还不如说是纪念自己“。”在歌颂祖国的诗篇里写自传，口口声声把‘我’和祖国并列，这不是什么一小粒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大堆个人英雄主义啊！“又说：“胡风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的长诗就是答案之一。他捧住了自己的‘党性’——‘真诚’，认为只要忠于自我，忠于他自己的主观，认为只要加强‘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解剖自己’，‘克服着本身底二重人格’，不需要深入群众、研究生活，就能够写好作品。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歪曲了人民和历史，臆造了人物典型，把自己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黑漆涂抹到对象上去。胡风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了他的文艺理论的破产！”

    此外，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胡风的诗里有“牢骚”，沙鸥则说诗里有“色情”，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文艺思想被全面整合的年代，对胡风的评判完全是一面倒的情况。黄药眠发表在《大众诗刊》第6期上的长篇批评《评〈时间开始了〉》，被胡风认为是“完全不从内容出发，对于内容随便加上歪曲的解释。例如第一篇写的是政协开幕式，但他当时写的是天安门开国典礼”。对歌颂新政权领袖的作品也吹毛求疵，足以体现黄药眠当时的政治敏感性。或许，他已经预见到，胡风的文艺思想不但与新政权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也丝毫没有放弃自己观点自觉归顺的意思，无疑会成为必然的“他者”。因此，不管胡风的新作品多么激情四溢，都是要受到批评的，都是能找到批评的理由的。

    1954年，胡风因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文艺实践问题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成为“胡风事件”的直接导火索。1955年受到批判，并由“反党”上升为“反革命”，遭放逐与监禁达二十余年，直至1980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决定。胡风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大冤案。胡风在理论和创作上所提出的与所坚持的，尽管至今对其仍有不同意见，但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从组诗《时间开始了》而言，尽管也不无理胜过情、直白、口号以及形式上的某些失衡，但诗人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与良知，所采取的以“小我”通向“大我”的艺术策略，对当代抒情诗创作仍有启迪意义。

    如果说《时间开始了》“追求着‘史诗’的规模。但是，它们存在着的空泛和某种程度的理念化，使这部作品未能获得成功”过于苛求的话，那么，绿原、牛汉等人的评价则较为客观，称《时间开始了》是“巨型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