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唤。他们对于他的调查一无所知，只是把他需要的卷宗拿给他，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被从已无多大用处的卷宗里挖掘出来了。与所有秘密情报机构一样，中情局也从来不扔掉任何资料，无论如何奇特或已经过期，因为谁也不知道也许在某一天会需要那些微小的细节、那些零星的打印资料或照片。这种老资料现在正好需要了。

    在他的调查进行到一半时，两名中情局特工被派到了欧洲。一个去访问维也纳和法兰克福，另一个去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两人都携带着美国缉毒署的身份卡，还有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有关银行给予合作。害怕自己被用作毒品洗钱，每个城市的一家主要银行都与董事们进行了协商，并同意了向美国的来访者开放其档案。

    出纳员们被从他们的办公桌前召过去看一张照片。日期和银行账号被引用了。一名出纳员记不清了，另三名点点头。特工们收下了账户、存款额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他们带走了以各种名字签署的签名样本，待回到兰利后作笔迹学分析。当他们获得了他们来获取的东西后，就返回华盛顿把战利品放到了马克斯·凯洛格的办公桌上。

    在那段相关的时期曾参加过越战的中情局情报官有20多人，凯洛格又根据奥洛夫所引用的日期朝两头分别扩展了两年。前面12名很快就被去掉了。其余的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排除出去了。

    在符合的时间内他们不在符合的城市里，不可能泄漏某一份情报，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它，不可能进行某一次会面，因为他们在世界的另端。但有一个人不能摆脱嫌疑。

    在两名特工从欧洲返回之前，凯洛格知道他已经查明了那个人。从欧洲银行获得的证据只是证实了他的调查。当他做好了准备时，当他得到了全部证据时，他回到了在乔治城的中情局局长家里。

    在凯洛格去乔治城之前三天，凯文·贝利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克拉拉从华盛顿飞到了伦敦。贝利喜欢伦敦，事实上他是一个崇尚英国的人，是那个地方的历史迷住了他。他喜欢参观在过去的年代里建造的陈旧的古堡和宏伟的庄园，喜欢欣赏幽静古老的修道院和学府。他在伦敦市区梅费尔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那是中情局留着用来接待来访的要人，然后他租了一辆车去牛津，避开高速公路，反而喜欢穿行弯弯曲曲的支线道路，在布里斯汉姆的布尔停车吃中饭，那里的橡树木梁在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出生之前已经架设好了。

    第二天晚上，乔·罗思顺便来访并一起喝了一杯。他第一次见到了相貌平平的贝利夫人，还有克拉拉，那是一个腼腆的8岁女孩，姜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平直的辫子，还戴着眼镜和长着鲍牙。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贝利的家人；他的上司不是别人能与之聊天和在草坪上一起吃烧烤的那种人。但凯文·贝利的冷漠表情似乎已经变得柔和了，虽然究竟是由于享受着具有他所钟爱的歌剧、音乐会和美术展的超长的假期，还是由于即将得到提升的原因，罗思是无法猎透的。

    他想告诉贝利因奥洛夫的意外事件所引起的紧张和劳累，但中情局局长的命令是坚定的。任何人，即使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也无权知道——还不到时候。当奥洛夫的指控是真是假得到证明之后，中情局的高级官员们将听取局长的亲自传达。在此之前是绝对保密的。问题是提出来了，但没有得到回答，肯定不能主动告诉。所以罗思说谎了。

    他告诉贝利说，对奥洛夫的审问进展顺利，但节拍慢了下来。显然，奥洛夫记得最清楚的产品已经吐了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要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点点滴滴的零星细节。已谈过的事情正被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着。这很费时，但每次重复某一方面的产品时总会带出少量新的细节——量很细微但很重要。

    当罗思喝着饮料的时候，山姆·麦克里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