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谢谢你，少校，”汉利说，“我在作记录，说吧。”

    “情况不是很多，但肯定了我们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