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资产通过协定计算的方式被转让给中国政府，根据这一协定，英美烟草的资产价值与其未支付的捐税和债务相等，也就是说，它离开中国的时候，没有带走一台设备，据该公司估算，这一转让在公司帐目上损失了5000万英镑。另据美国学者高家龙的计算，在半个多世纪里，英美烟草在中国获利不少于3.8亿美元。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百年以降，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年轻的财税局长顾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在立信会计事务所时的老同事严松龄回忆说，“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态度极其谦和诚恳。”所有的市民和工商业者，对这样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

    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公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

    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辑之中，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事实上，类似顾准式的困惑并非是仅见的。计划经济理念与市场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它一直无法化解，而终成“体制之痼”。

    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醔回忆过一则往事。1950年初，上海缺粮缺煤，整个城市一度面临瘫痪的危险，陈云邀集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财经专家，专门研究解决粮煤运输等问题。专家们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因而，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并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惟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专家们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中财委商业处处长姚依林在会议室内来回徘徊，他对陈云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才把用外国轮船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