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相反，他始终只能拍电影公司决定的片子。他甚至肯定，他并没有拍自己中意的影片的真切愿望，对此他都不再感到惊奇。不论是祸是福，他算是与电影之都结下了真正的不解之缘；除此之外他无处可去。但还有比这更糟的事。他一向嗤之以鼻的他的票房号召力正在逐步丧失。他刚刚推出的新片《爱在瞬间》耗资甚巨，却完全失败。此前的两部影片也并不成功。“此外，”艾特尔说，“还有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那阴影悬在他的头顶已好几个月了。他曾在那么多的请愿书上签过名，他给那么多的事业捐过款，起先是出于信念，继而是出于愧疚，最后仅仅成为一种姿态。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对政治早已淡漠。然而他听说，在电影界下一次颠覆活动听证会上，他将受到调查询问。如果他不打算说出他所认识的那些人，那些曾是政府取缔名单上任何党派或团体成员的人，他就再也不可能在电影之都找到工作。

    过去认识的那些人在他心中没留下多少印象。记忆中有些人他还有点喜欢，有些他就根本不喜欢。保持沉默，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从而间接地捍卫某种政治制度——那种制度至多不过如他为之效力的影片公司——并由此葬送自己的事业，这样做未免太荒谬可笑了。但这关系到他的自尊：一个人岂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趴在地上爬？

    “那太可怕了，”艾特尔说，“我打不定主意。”他微笑着回顾往事，似乎因噩梦已过去而颇感宽慰。“你绝对想不到我耗费了多少精力。我根本没时间思考道义上的问题。我忙着和我的律师一起商讨，我的代理人正在影片公司内部做试探性调查，我的商务经理忙于和会计师一遍遍审核我的个人税单。他们分析了形势，做了周密探讨，然后又重做分析。我的开销很大，他们对我说，我的薪金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资产在解决离婚纠纷时丧失不少，而在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对我做听证调查时，最佳影片公司不会出面保我。由于我的薪金很高，我的代理人甚至确信，影片公司只会鼓动调查委员会在我头上开刀。而似乎人们一旦认真细查，我又几乎没什么钱了。于是，他们一致建议我，与调查委员会合作。”艾特尔耸耸肩膀。“我说我会的。我对此很感厌恶，但事情明摆着。我和我的律师花费了许多时间，从头研究我该说些什么话。才进行了一半我又开始改变主意。当我认真注意起细节时，就感到实在太不痛快了。于是我和律师又制订了一套不同的方案，以便应付万一我不愿合作而造成的局面。与此同时朋友们不断来访，并纷纷提出忠告。有的说我应当说话，有的建议我做一名敌意证人，有的前来看我，只为承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开始感到难以入眠。谁也没有想到我正在拍摄的那部影片，也是我失眠的原因之一。影片公司指派我执导那部音乐片：《云彩啊》。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因为我讨厌音乐喜剧。”

    拍这部影片时一切全乱了套。制片人在现场干扰拍摄，影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纷纷来观看，却什么话也不说。出现了一些完全可避免的及另一些无法预见的拖延。担纲主演的影星厌烦透了。彩色胶片显示照明灯光出了问题。艾特尔和某位摄影师吵了一架。有位舞台工作人员受了伤。拍摄时又临时决定剧本必须作修改。封镜的日程一再拖延。一个耗费巨大的场景，连同大批临时演员，本来计划一个上午拍完，却一直拖到了第二天上午。一切都松松垮垮。艾特尔知道自己难辞其咎。每个晚上，犹如往痛处撒盐一样，他不得不坐在放映室里，观看上一周拍竣的工作样片。他干得越多，效果却越差。节奏不是太慢，便是太快。喜剧一点也不有趣，情感又过于虔诚。那充斥着大批舞女和万花筒般场景的影片，看起来像是舞蹈编导和艾特尔间战争之后留下的战场。其中已难寻觅“艾特尔风格”，只在零星场景中还偶尔可见独具的匠心、扑朔迷离的预兆和突兀闪现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