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起火而丢了官。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不管官员在朝野的形象如何高风亮节，一旦后院失火立刻成为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继而身败名裂，丢官下野。宰相在官场里毕竟是稀缺资源，待遇高、礼遇高、地位高，“三高”的福利人人想得而追逐之。

    北宋建立在长达两百年的混战废墟上，建国之初几乎无道德可言。赵匡胤践祚（登基）后，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政治态度。他曾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意思是说，自从五代以来，地方割据军阀打来打去，人民被祸害惨了。今天采取重文轻武制度，选儒臣若干人治理天下，即便他们贪污受贿，危害也不及一个武臣作乱。所以在宋初官员贪污、受贿、炫富、奢侈都不算道德问题，一直延续到了北宋中期。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儒学复兴，先后出现“理学三先生”胡瑗、石介、孙复，继而出现了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等北宋新儒学的高度发展。儒学的复兴使得北宋社会进入了儒家道德范畴之内。

    宋代官场最大的地雷，即是道德问题。如果一名官员的道德上出现了问题，远比不作为、无政绩、贪污受贿更令人所不齿，它是强有力的进攻理由，大多官员也因为这个问题翻船落马。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幕后交易可以用道德去掩盖，诚然官员的把柄也可以通过道德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