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又郁闷，只得作罢。

    陈执中罢相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先是他的小妾张氏无故打死婢女，史料上记载先后弄死三人。御史、谏官们以此为借口对宰相陈执中发动了进攻，朝廷袒护老宰相，御史们又在陈执中身上做文章。杜撰的也好，诽谤的也罢，陈执中是否与侍女通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御史们合理地利用了道德的利器，制造舆论，迅速秒杀了朝廷大员。最后，他们成功了。万万没想到，陈执中败在了道德的“莫须有”上面，他的儿子陈世儒竟然重蹈覆辙。

    无论哪位官员，尤其处在高位的官员，一旦触碰地雷，仕途十拿九稳毁了，丢官在所难免。简言之，后院起火与纵容子弟两者相当，皆是官员家属问题，但在性质上不一样，前者官员更多处在被动牵连状态，后者官员是主动护犊子。两者核心是一样的，官员没有管好家属。诸多官员的仕途之路败在这一方面，即便官员清正廉洁大公无私，难保家属不贪赃枉法，利用老人家的影响力谋得利益。平时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一旦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家属是扳倒该官员的最佳突破口。正如《罗织经》说的：“亲之友，仇之敌。”亲戚和朋友是敌人进攻该官员的最佳选择。

    陈执中的情况完全符合宋代官场环境特点的第五条“善诽谤，少证据”。按照道德社会的官员任用潜规则，德才兼备首选，次之有德无才，有才无德及无才无德的只能靠边站。官员道德上出现了问题远比杀人放火还严重，宰相理应垂范百官，以身作则，给下面的官员做出良好的道德表率。谏官之中，言辞最为激烈的当属欧阳修，他在《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中说：“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欧阳修说的过于偏激了，不管怎样谏官们怒火炽烈，朝廷迫于舆论压力，罢了陈执中的相位。陈执中踩到了宋代官场最大的地雷，黯然下野，不久以“三公”之一的“司徒”荣誉头衔致仕。

    文学中如此，真实的历史中道德影响力的例子比比皆是。譬如仁宗皇年间，江州（今江西九江地区）有个叫幸思顺的，挺大岁数一读书人，在江州卖酒为生，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老人家人缘特好，无论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尊呼他为“幸秀才”。一官员与幸思顺有些来往，幸秀才赠送他十壶酒。当时江州地面不太平，有一伙盗贼把这名官员劫了。群盗见有酒打开就喝，惊叹道此幸秀才酒也！官员灵机一动忙说，我跟幸老秀才是亲戚。群盗相互看了看说，咱们怎么能劫幸老先生的亲戚呢！放人！所劫财物悉数奉还，并释放了该官员。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足见幸老秀才的道德影响力之远，连恐怖组织都十分钦佩。送走了官员，更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群盗说，日后见了幸秀才千万别提这事儿（《志林》）口。民间如此，官方也差不多。载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末，唐太宗亲自复核死刑犯，连续下达了几道圣旨，让全国三百九十名死囚回家过年，春种秋收后回京问斩。死囚被释放，没人监督，回不回来的没人管。但奇迹发生了，三百九十名死囚犯一个没落，全部回到了京城长安等待问斩。这个小故事表现出贞观之治的社会风气何等清明，同时表现出了死囚犯的道德水平之高。唐太宗听到这个消息龙颜大悦，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表现了一次帝王的仁德，将三百九十名死囚犯赦免。这是一件让今天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似乎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道德力量下的确真实地发生了。

    以上两则小故事说明了就选拔官员这块儿，陈执中心中有杆秤，谁行谁不行他非常清楚。他选拔官员的原则不掺杂任何感情因素，自己家亲戚也好，在京资历老的官员也罢，想要升迁、获得举荐，唯有符合陈执中的标准。这么一个为官清廉、任人唯贤的宰相，却因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