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侦探小说的发轫之作，爱伦·坡这样处理无疑最大限度地突出了这种类型小说的最大特点。

    第三，逻辑推演第一次成为了作品的主导。在《莫格街凶杀案》之前，西方世界较为流行的是带有哥特式风格的小说。这类小说大都有着匪夷所思的情节，而结局对于情节的解释，则更加令读者瞠目结舌——僵尸、吸血鬼、恶魔等等往往是诡异情节的始作俑者，故事的表象和结论之间完全没有逻辑可言。而在爱伦·坡的这篇小说里，前半部分的情节同样阴森而诡异，令读者感觉绝对是一桩灵异事件，但后半部分笔锋一转，借杜宾之口，将科学合理的真相条理分明地推演出来，让读者信服。这个推演过程，是建立在当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逻辑分析被普遍接受的基础上，因此被读者毫无障碍地接受了。而这种主导小说风格和走向的逻辑推演，也成为了侦探小说的不二特征。

    日本作家岛田庄司曾不只一次提到：“如果爱伦·坡把故事的解答写成‘恶魔的游戏’，那么《莫格街凶杀案》充其量只是一篇很好的哥特小说，不会取得什么突破。但是，他很科学地解释了一切，这样世界上才有了‘侦探小说’。”而岛田庄司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前半部分铺设华丽的谜团，在后半部分给予科学的解答。可见，岛田庄司和后世许多推理作家的笔，都有一大截是握在爱伦·坡的手里的。

    当然，如今上述三个基本元素已经没有了严格的界定，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喜欢将其模糊化。但不管怎么说，在1841年，爱伦·坡通过《莫格街凶杀案》确立的这三个元素，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侦探小说诞生的标志。此外，《莫格街凶杀案》还为侦探小说确立了很多模板式的东西。

    小说里塑造了故事的讲述人——侦探助手“我”，从而解决了侦探小说叙述难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以侦探的视角讲述故事，逻辑推演的思路和真相过早暴露，结局将乏善可陈；如果以“上帝”的全视角描述，又会使得读者缺乏带入感和参与感，降低小说的可读性。而爱伦·坡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以侦探的朋友“我”的第一视角撰写故事，既可以最详尽地了解侦破进展，又可以很好地保持故事的悬念性。“我”就像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热心参与却能力有限；“我”代替读者查看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感受谜团的诡异；“我”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得出结论，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只能起到映衬神探的作用。这些不正是每个读者阅读侦探小说时必须做的事情吗？爱伦·坡创造的这种“天才侦探+糊涂助手”模式被后世无数次运用，事实证明，屡试不爽。

    小说里营造了诡异恐怖、令人窒息的氛围：偏僻的小巷里，耸立着破旧的房屋；房屋的主人横死在里面，女儿被塞进烟囱，母亲几乎被撕成碎片……这种气氛几乎从一开始就使读者欲罢不能。之后的侦探小说，创作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营造一种想要的气氛，试图令读者沉迷其中，这无疑也是爱伦·坡的功劳。

    另外，《莫格街凶杀案》里创造了一种令全世界所有侦探迷如醉如痴的谜题模式——密室杀人！母女死于屋内，门窗从里面反锁，凶手却逃脱升天！这是一种从理论上不可能实现的犯罪，即“不可能犯罪”。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不在场证明、足迹消失等谜团都属于这个类型，而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无疑是被称为“不可能犯罪王冠上的宝石”的“密室杀人”。可以说，爱伦·坡从一开始，就让侦探小说达到了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之后的几年里，爱伦·坡陆续创作了四篇侦探小说（当然，他自己依然把这些称为“游戏”）——1842年的《玛丽罗杰疑案》；1843年的《金甲虫》；1844年的《就是你》和1845年的《失窃的信》。加上《莫格街凶杀案》，爱伦·坡一生只创作了这五篇侦探小说，却确立了这种类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