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你的奋斗精神，是令我非常感动。之后，东平非常又非常兴奋的告诉胡风，他参加了新四军……

    现在，和自己共诉衷肠的邱东平永远长眠在他热爰的那方热土上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秋夜，胡风独自枯坐，思绪万千，体验着人格成长时的欢喜与人格崩溃的痛苦，他将满腔悲愤，凝结成一首七律，激励自己、也激励在香港的所有文化人：傲骨原来本赤心，两丰血迹尚殷之，惯将直道招乘运，赋得真声碰冷门；痛悼国殇成绝唱，坚留敌后守高旌，大江南北刀兵金，为哭新军失此人。

    邱东平的牺牲给香港的文化人带来了沉痛与不安，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也能在延安浴血疆场，同时，他们更明白坚留敌后守高旌的份量。为此，他们建议由胡风亲自选编《东平短篇小说集》，以慰亡灵，题记中他们写道：

    展开它，我们就像面对着一座钢筋的作家的雕像，在他的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

    1941年，是英国人进驻香港一百周年的日子，在纸醉金迷欢庆节日的时候，一股不祥之气最先在民间流传出来，说起来只是几句谶诗不吉利而已，鲤鱼有日翻洋海，百载繁华一梦消。

    大凡底层流传的东西，其速度和产生的效果是令人始料不及的，它像一片黑幡，突兀的出现在歌舞升平的氛围里，随着传媒，它迅速遮占领港人心中一隅，挥之不去。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冲击使港人更加关心时局，也更能认识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当一些政界要人终日沉溺于赛马、尔夫球、酒宴、舞会的时候，他们最先忧虑了。香港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又处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日军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就加强了对香港的封锁，而且日军飞机还常常轰炸珠江流域和深圳一带，屯兵3万余人，配以1300架飞机，2300部运输车，500艘登陆舰，对于日军厉兵秣马的举动，英国首相丘吉尔曾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

    假如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没机会守得住香港，也没有办法可以把它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任何在香港发生的战祸，只可以在战后所要举行的和平会议上面处理……

    首相丘吉尔的这番话让港人非常震惊。就连港府官员每日几乎都要翻报纸、找国际时事与评论。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家底：驻港英军总共不过1.3万人，另有配备一艘驱逐舰，四艘炮艇和八艘鱼雷快艇的海军，另外，两架水陆两用战斗机，三架鱼雷轰炸机就是所谓的空军。也许是出于欧战过于激烈，大英帝无暇东顾的缘故，港英当局对香港地区的抗日活动便严加限制，自称在中日战争中持中立态度大概因为这样，初时大陆文化人入港后的活动，才受到了某些审查，导致大多数的官员错误的认为，英日上层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协定，而且身居香港的不少中外人士又坚信日本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侵袭香港，丘吉尔首相振聋发聩的警言很快被时间和现实消解，就像一张弓，它拉开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失去锐气。香港依旧灯红酒绿，一派繁华景象。1941年12月8日凌晨。

    香港罗便臣道《大公》报社的职员宿舍内，编辑主任徐铸成刚写完一篇断言日军一时还不敢放手南进的文章，因倦极正蒙头大睡时，朦胧间听到远处传来轰鸣声，不多时，一位工友气急败坏地将他推醒：

    徐先生，徐先生，快起来，发生战争了！睡意正浓的徐铸成满不在乎地说：

    大概又是在试炮吧！工友越来越紧张了，喊：

    你快起来看看吧，这次不是演习，人家都说，日军开始进攻啦！当徐铸成起床眺望新界方向时，发现四周浓烟滚滚，罗便臣道上行人个个神色慌张，昔日被自己喻为世外桃源般的香港，被战争的硝烟笼罩了。徐铸成想想自己可笑的推理文章，将日军一时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