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香港市民也开始同日军抗争了，面对日军可恶的敲门声，大家事先约定，如果日军深夜时分再来居民区找花姑娘时，这户居民不但不予理睬，而且还要制造出各种声响，让邻居们听到。邻居立即拿出铜锣和面盆进行敲击，一会儿，全街的居民都会响应，敲击之声铺天盖地，直把那些找花姑娘的日军吓得胆战心惊不敢肇事方才作罢。

    只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港人这种消极的方法显得太脆弱太苍白了，他们只能用漫骂，或者用日本的膏药旗剪成小孩的开裆裤等方式发泄内心的苦闷与无助，一切消极的发泄只能换来日军更凶残的镇压。

    一时间，香港一片腥风血雨。在路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惨景，死者通常几分钟内被人抢掠一空，有的倒毙者身上则有一张纸条，上写自己收尸，这几个字其实是亲友写的，只是他们一时无力运回亲人的尸体，又怕亲人被收尸人员运走，只好留下便条，回去找人。

    周围环境如此恶劣，香港文化人的处境日益艰难。要走出阴影，重新进行战斗，还是束手待毙？不少文化人不得不把这个严峻的问题提出来，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转给党中央。

    廖承志其实早已把香港的情况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当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廖承志决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

    以经营荼叶的粤华公司实际上就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室内，群贤毕至。到会的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东江纵队政委尹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夏衍、刘少文等。另外，香港九龙两地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也都已聚集这里。

    夏衍、乔冠华分别向大家介绍了目前港九的情况，之后，这些文化人开始讨论，各抒己见，室内乱哄哄的，却无人理出头绪来。正在众说纷纭之际，廖承志站起身来，他说：关于太平洋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指示我们要作好准备。仅昨天他就连续两次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将因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居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抢救出来。廖承志停顿一下，继续说：

    现在当务之急是将在九龙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迅速转移到香港来，已在香港的同志须立即易居乔装，隐蔽待机，等候撤退香港的通知。

    廖承志处变不惊的话语，给全场的人们以极大的信心，他们静静的听廖承志布置具体任务，看来营救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方案早已在他心中酝酿很久了。

    散会前，瘳承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告诉文化界的朋友们，请大家各自珍重自己的革命历史。在这场营救战斗中，东江纵队第三、五大队派曾鸿文、刘黑仔等为首的武工队进入香港，在新界等地组成抗日队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后称为港九独立大队。港九大队作为主要营救的掩护部队在香港地区潜伏下来。

    由于九龙近邻广东东江纵队活动区，加上香港十分拥挤居住不便，因此皖南事变后大部分疏散来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都在九龙居住。其中有《大众生活》杂志的邹韬奋、《华商报》的范长江、《光明报》的萨空，以及张铁生、高士其、骆宾基、司徒慧敏、于伶、金山等。此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也在此居住。所以，营救九龙地区的文化人便成为最为艰巨的任务。

    负责该地区营救工作的是乔冠华。乔冠华临危负重，不敢懈怠，他查清楚从九龙到香港的重重关卡，决定另辟蹊径。

    在他和叶以群等人紧张而周密的安排下，一批又一批被通知到的人，坐上雇用的小汽艇或舢板抵达香港岛。

    随后，廖承志、潘汉年、乔冠华又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气，有组织地安排了近百名危在旦夕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