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1795~1890)
也对英国人提前撤出鼓浪屿有所疑虑,他向道光皇帝奏称:“本年五月间,德酋(指戴维斯)初来广东,即有俟十二月银项交足,鼓浪屿先行退还之议。奴才以夷情叵测,今无故将鼓浪屿先还,焉知不为异日缓交舟山地步?”足见当时中国朝野对于英国人的这一行动,已有所警惕。
中方将赔偿鸦片战争的赔款已完全交清后,英军却依然留在舟山不肯走。这样一来,道光皇帝再三催促耆英向戴维斯交涉。戴维斯推搪了几次,最后不得不照会耆英,叫他到香港讨论。
1845年10月,耆英收到戴维斯的照会,内称英国不交舟山,是怕法国侵占,并邀请耆英去香港商谈。耆英信以为真,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其实,戴维斯迟迟不撤退驻舟山英军,是英方尚未最终决定长期占据舟山还是香港。
耆英于1845年11月20日,二次来到香港,与他同行的,依然是升任巡抚不久的黄恩彤,还有赵长龄、潘仕成等。他们在香港住了4天,到11月25日才离港返广州。
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舟山而集中经营香港,因为舟山方面的英国军官亦有报告书向伦敦呈送,说舟山的地理环境远不如传说中那样理想。英军驻守舟山4年,曾在当地广招人马以巩固其统治,但并没有什么进展。资料记载称,他们虽饬令绅士充当董事,“安良缉匪,并逐日交给字条,令其捐银建设书院、育婴院、养济院、孤老院、埋葬尸棺,延请男女塾师,教训学生,并捐银给予差役”,但是,仍然是“英夷日与定海居民为仇”,人民反抗情绪不减,英国统治十分脆弱。所以,最后由英伦敲定,弃舟山,占香港。戴维斯要耆英到香港来见他,首先要谈的是撤出后如何保障舟山地方与英国有关系的人员的安全,其次才是谈交还舟山的细节问题。
耆英到港后,向道光皇帝奏报在香港的谈判情形。奏称:“德酋于次日率领夷目多人来见,执礼甚恭。臣告以本年应交洋银尾数业已备齐,可定期来取,舟山亦应如期交还,以符成约。该酋复称银两应俟届期再行请领,舟山必定如约交还。惟英兵在舟山数年,该处人民多与往来,交还之后,乞弗深究。臣等答以该处民人皆天朝赤子,和约内已经载明,凡系中国人与英人往来者,概准免罪,岂有舟山退还之后将该处人民苛待之理?当为出示晓谕,俾共释然无疑,可以无庸过虑。”
“该酋复称:还交舟山,最有关系,应派大官前往接收,方为妥协。臣思该夷占据舟山数年,现当交割接收,抚绥安缉,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须熟悉夷情之员,前往妥为办理。查现任江苏常镇道咸龄,前随奴才办理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当向该夷告知,拟派咸龄前往接收舟山如何?该夷酋复称咸龄既系熟人,又系道员,实属妥当,极为欣喜。”
英国每从殖民地撤出,一方面要对曾经为他们的侵略出过力的当地人给予安排,这既对得起奴才,又能长期保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英国虽然只经营舟山几年,还是为其奴才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来时威风,走时也要神气,所以提出“大官接收”,“光荣撤退”。
耆英奏报又称:“该酋复称:舟山一岛,应请大皇帝明降谕旨,英国归还之后,断不给别国驻守。因询其何以虑及于此?该酋惟称:奉朱批以安本国人心等语。当谕以舟山本系中国土地,既经收回,断无给与他国之理,岂得以凭空悬拟,率登奏牍?况地归中国,应由中国主持,又岂外国所宜干预?若代为陈奏,必奉大皇帝严饬,并恐他国闻知,转生猜疑,尤为未便。复经赵长龄、潘仕成等再三晓谕,该酋始领悟,不复坚求。……”
“臣恪遵历奉谕旨,坚守条约,如约者即为应允,违约者概行驳斥。该酋均一一听受,并无异言,随备夷筵,恭敬款待。又据该国水陆兵头等更番邀请,臣亦置酒相答。连日酬酢,该夷等均极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