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我们试把一部二十四史翻开来，查查它的文苑列传，我们——如果我们的思想是不受传统主义束缚的——要有什么感想？我们试把古来大文学家的文集翻开来，查查他们的文学定义（就是当文学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有什么感想？

    第一，我们查文苑列传时，一定会看见文学者——词赋之臣——常被帝王视为粉饰太平的奢侈品，所谓“待诏金马之门”，名称是很好听的，实际上只是帝王的“弄臣”，所以东方朔要忿忿不平，扬雄也要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不但帝王是如此，即如达官贵人富商土豪都可以用金钱雇买几个文学之士来装点门面，混充风雅。吕不韦一个赵贾，得志后也要招收文人来做部《吕氏春秋》，淮南王梁王等莫不广收文人，撑撑场面，还欲妄想身后之名；这一类的例，真是不胜枚举。然而尚算两汉之时，文人有些褥节，帝王诸侯达官土豪也知道相当的敬重文士呢，下此更不堪说了。所以，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物了。文学之士在此等空气底下，除掉少数有骨气的人不肯“为王门筝人”，其余的大多数，居然自己辱没，自认是粉饰太平装点门面的附属品！岂但肯辱没肯自认而已，他们还以为“际此盛世”，真是莫大之幸呢！岂但文学之士自己庆幸而已，便是比文学之士略高一些的“史臣”，也要执笔大书特书皇帝陛下如何稽古右文崇奖文士呢！这样的态度便是我国自来对待文学者的态度了；附属品装饰物，便是我国自来文学者的身分了！这种样的感想，我们看中国史时每每要感触着的啊！这是第一个了。

    第二，文人把文学当做一件什么东西？这也是不待深思便说得出来的。我们随便翻那个文学者的集子，总可以看见“文以载道”这一类气味的话。很难得几篇文学是不攻击稗官小说的，很难得几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为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赋”，也一定要有忠君爱国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赋中；触景做诗，也一定要有规世惩俗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中。做一部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罚恶的头衔；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说这话，看的人品的人也一定要送他这个美号。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这是文学者对于文学的一个见解。还有一个绝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见解，就是只当作消遣品。得志的时候固然要借文学来说得意话，失意的时候也要借文学来发牢骚；原来文学诚然不是绝对不许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只是这情感决不能仅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诚然也能成为好的美的文学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学罢了，不是时代的文学，更说不上什么国民文学了。我国古来的文学大半有这缺点。所以综合地看来，我国古来的文学者只晓得有古哲圣贤的遗训，不晓得有人类的共同情感；只晓得有主观，不晓得有客观；所以他们的文学是和人类隔绝的，是和时代隔绝的，不知有人类，不知有时代！这便是我们翻开各家集子搜寻他们文学定义时常常要触着的感想了！这是第二了。

    从这两种感想便又带着来了第三个感想：我们中华的国民文学为什么至今未确立，我们中华的文学为什么不能发达的和西洋诸国一样？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这都因我们一向不知道文学和人的关系，一向不明白文学者在一国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的如此啊！

    且慢讲什么是文学和人的关系，先看一看世界文学的进化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来的。我们应晓得以上所述的一二两个感想倒也不是专限于中国，我们读任何国的文学史时都不免有这个感想。譬如英国罢，英国也经过朝廷奖重文学后贵阀巨室奖重文学的时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