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知识》的主持人写信给我，希望我写一点所谓创作经验，并出了一个题目：“我怎样写”。老实说，在什么创作经验一类的题目上，如果我还有什么值得记下来的，那就早已写过了，除此而外，委实别无新的经验。可是《青年知识》既然叫到了我，看来是不能够交白卷的了。一时之间自己也想不出别的题目，那就来谈谈“我怎样写”罢。

    我不敢冒充是农家子。从我能所会说的时候起，见闻范围确也相当复杂，但从没在农村生活过。我幼时的大家庭是在一个十万人口的大镇（据一九三五年庐氏新修镇志），我家（自曾祖以来）并不务农，也不是地主，我幼年所见的乡下人不出下列二类：家中的佣人（女的居多）以及“丫姑爷”。我家有几代的“丫姑爷”常来走动，直到我们的大家庭告终。童年时代，一年有一度，我可以到乡下去一趟：这就是清明上坟。老实说，我那时并不喜欢乡下：我觉得乡下所有的，镇上都有，——镇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镇上所有的，例如各种新奇的洋货，其中包括留声机和西洋镜，乃至走江湖的各样杂耍，乡下却都没有，乡下确比镇上单调得多了。

    我的母亲也是镇上长大的，她对于农村生活的情形也不会比幼小的我知道得多些，她也不大讲农村的情形。常和我家来往的亲戚世交也没有来自农村的，当然也不会讲到农村了。我幼年的环境就是这样与农村无缘的。十五岁以后，我离开故乡，进中学，二十以后，为了职业之故，长住上海，那自然和农村更加离开得远了。

    这些生活环境上的限制，使我不敢写农村，而只敢试试写，——这只是太湖流域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农村中一个季节。而为什么竟敢写呢？亦自有故。

    童年时代我的大家庭中的角色（我的长辈），只有一位是和农村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我的祖母。她是地主的女儿。祖母常常讲起她出阁以前的一个笑话：那时她家有个什么人故世了，我家送了礼去，礼单上有一项是“楮一千担”，照我们镇上的风俗，“楮”是冥纸一类的东西，普通以十担为单位，约如一包火柴的大小，“一千担”者亦不过一百包火柴那么大小一堆而已。但祖母的家乡（离我家乡约五十里）没有这风俗，所以当时她家的管家一看礼单上有一千担楮，就叫道：“那倒要多喊几个长工去搬呢！”祖母是喜欢讲这笑话的。当她向我讲这笑话时，她娘家的侄儿们（我的表叔们）虽然有不少位早已到日本学法政去了，其“洋气之足”实远过于我家，可是留在祖母记忆中的，依然是太平军以前的农村风光。

    而对于养蚕，她尤其有兴趣。当我童年之时，接连有两三年，祖母自家养蚕，只不过十来斤“出火”而已，当然是玩玩的性质；但因家里人都不在行，到底也临时找专门女工来帮忙。

    我对于养蚕的知识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家对于蚕特别有好感。我的母亲也喜欢养蚕玩儿，大概因为母亲的外祖父家是丝商，女人们也常以养蚕为一消遣，母亲是从小看惯了的缘故。直到后来我们住在上海了，母亲还象作实验似的每年养百把条蚕，而我的孩子们则在香烟盒内养十几条蚕，居然每条都作了茧子。

    养蚕离不了桑叶，我对于桑的知识却由来已久。上面说过，我的故乡虽然是十万人口的大镇，可是市街之外就有桑地。我幼年在故乡进高等小学，那高等小学的围墙外就有一片桑林；我到外祖父家去，就必须走过一段两旁全是桑林的街道。每年蚕季，在我们镇上就有“叶市”；这是一种投机市场，多头空头，跟做公债相差无几。而我家的亲戚世交有不少人是“叶市”的要角。一年一度的紧张悲乐，我是耳闻目睹的。

    这种操纵桑叶价格，剥削农民的“叶市”，到我写的时候，依然存在；可是另一种新的东西却早又发生而且业已过了全盛时期，正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