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经”（机器缫的细丝）外销之衰落而走上了下坡路——这就是茧行。以我所知，在浙江嘉湖一带的茧行是有组织的：它们成为若干集团，每集团有其势力范围（呈准官厅，二十里内不得有新茧行开设），而这些集团又订有互相协定，操纵茧价，一致行动。茧行是剥削农民的第二关，因为这它资本雄厚，组织严密，比“叶市”更可怕些。我认识不少干“茧行”的，其中也有若干是亲戚故旧。这一方面的知识的获得，就引起了我写的意思。

    至于故事本身，平淡无奇：当时浙江一带以养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村，差不多十家里有九家是同一命运的。

    太湖区域（或者扬子江三角洲）的农村文化水准相当高。

    文盲的数目，当然还是很多的。但即使是一个文盲，他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的事物。通常的看法总以为这一带的农民比较懒，爱舒服，而人秉性柔弱。但我的看法却不然。蚕忙、农忙的时期，水旱年成，这一带农民的战斗精神和组织力，谁看了能不佩服？（我写过一篇“速写”，讲到他们如何有组织地和旱魃斗争的，这完全是事实）。抗战初年，上海报上登过一段小新闻，讲到北方某地农民看到了一个日本俘虏就大为惊奇，说：“原来鬼子的面目和我们的一模一样！”可是在我们家乡一带的农民们便不会发生这样的惊异。

    他们早就熟知“东洋人”（不叫鬼子了）是何等样的面目，何等样的人。一九三○年顷，这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高潮。农民的觉悟性已起可惊人。诚然，在军阀部队“吃粮”的，很少这一带的农民，向来以为他们“秉性柔弱”的偏见，大概由此造成。可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一带的工业能吸收他们。事实早已证明，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能够斗争，而且斗争得颇为顽强的。

    这是我对于我们家乡一带农民的看法。根据这一理解，我写出了中那些角色的性格。

    自然，在描写那些角色的个性时期作用的，也还有我比较熟悉的若干个别农民。上面说过，我未曾在农村生活过，我所按近的农民只是常来我家的一些“乡亲”，包括了几代的“丫姑爷”；但因为“丫姑爷”，他们倒不把我当作外人，我能倾听他们坦白直率地诉说自身的痛苦，甚至还能听到他们对于我所抱的理想的质疑和反应，一句话，我能看到他们的内心，并从他们口里知道了农村中一般农民的所思所感与所痛。

    总结起来说，构思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受苛杂捐税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了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它和茧行也常常是一体）操纵叶价，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

    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我写小说，大都是这样一个构思的过程。我知道这样的办法有利亦有弊，不过习惯已成自然，到现在还是如此。

    《青年知识》既然出了这个题目，我就拉拉杂杂写完交了卷。这或者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不敢说这就是正当的唯一的法门。生活经验的限制，使我不能不这样在构思过程中老是先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