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你走在国家的前面，你是先知，先知才会寂寞。”

    “寂寞的先知绝不是什么高明的先知。其中最早的笨蛋是屈原，跳河而死；最后的笨蛋是殷海光，胃癌而死。”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先知怎可以因想不开，而得胃癌死掉？先知得胃癌死掉就像神父得梅毒死掉一样，丢死人了。”

    “所以你是快乐的先知。”

    “我是。”

    “你知道我是什么？”

    “不知道。”

    “我是快乐的扒住先知的‘活烈士’。我不要死。‘爱其死，有以待也；养其身，有以为也’，我要有所等待、有所作为。”

    “做烈士不是作为之一吗？不是选项吗？”

    “我嘛，我才不要做什么烈士，更不做‘第七十三烈士’。我是阴错阳差，混到老是跟烈士纠缠水清的泥淖里的小人物。我不能反抗，但我能脱身；我不能报复，但我能欣赏、欣赏别人的报复，我欣赏李师科，他真是了不起的中国农民，他没受过教育，没有流行的水平可言，但他有着、蕴藏着最基本的人情与情义，和那股剽悍的造反性格、抗暴性格。他没有亲人、没行同志、没有一个家、也没有一把枪，有的只是自己老去后对房东小女儿的一段情义、和对所谓‘中华民国’、所谓国家的唾弃。但是，欣赏归欣赏，手法是因人而异的，我的手法很干脆，碰到我能扒的，就露屁股；碰不到，就老死他乡，如此而已。但是不管怎样闪躲、怎样自欺欺人，我们都忘不了李师科。李师科是我们‘第七十三烈士’，七十二烈士没建立清朝，但他们用一死，推翻了它；李师科没建立民国，但他用一死，唾弃了它。”

    “会不会有人说，说李师科不爱国？”

    “李师科当然爱国，但他爱的是中国，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一九四九年就不存在了、亡国了，变成鬼国了，没得爱了。没得爱了却还抓住三十八年以后的‘中华民国’的，就是上了蒋介石当的糊涂蛋了。”

    “说得好！”

    “退一步说，如果真有个‘中华民国’，逼我们向它效忠、保卫它、延续它、为它做孤臣孽子，也算自成一说。但是，有这个国家吗？真有这个国家吗？别扯了，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个国家，但它早就亡国了。说它亡在一九四九年，还是客气的、宽大的说法，其实，早在一九一二年起的北京政府，在被国民党篡夺，并将五色国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将北京改为北平的时候，正点的‘中华民国’已经在那时候亡国了，它被南方的非法政权偷天换日了，看来亡国的‘中华民国’的人民是很好讲话的，他们接受了国民党政权，让国民党跟‘中华民国’两面一体。但国民党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它只能党国，不能当国，它撑不住当国的局，最后，连国都都丢掉两次，一个政权一连丢掉两次首都，这叫什么国家？妈的，这叫什么国家？古代人守不住国都，要向祖庙说再见，术语叫‘辞庙’，也就是向祖宗说抱歉、向祖宗告辞。五代时候，南唐李后主最有名的词儿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就是最精彩的。蒋介石以南京做首都，日本人打来了，他‘辞庙’，庙就是中山陵，假祖宗是孙中山，向孙中山说good-bye；十二年后，共产党又打来了，他又‘辞庙’，又是中山陵，又是孙中山，孙中山死而有知，他自己恐怕都火冒三丈了，怎么，又是你？”

    “哈哈！讲得精彩，你使我联想起‘大嫂上花轿’的故事。古时侯新娘出嫁要坐花轿，有轿夫抬轿子，一前一后。新娘子在轿子里，表面上娇啼、骨子里窃笑，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我终于嫁出去了。有一位新娘，死了丈夫，又上了花轿，原来是改嫁。第二次上花轿，上轿以后，她还没娇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