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是曾国藩为唐鉴先生的《国朝学案》（《国朝学案小识》或《学案小识》）校对付刻后所写。

    唐鉴（1778-1861）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被誉为“理学大师”，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曾国藩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慕名投拜这位湖南老乡前辈，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只一席谈话，就令曾国藩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可以说，曾国藩师事唐鉴，对他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从人的属性入手，理出古代圣人详知万物的途径和方法，都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即物穷理），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进而指陈治学上的各种偏颇与流弊，在此基础上，阐明唐先生《国朝学案》一书的要旨与特色。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泾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自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