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唐镜海先生编撰《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对文字并交付刊印。工作完成以后，特写下如下的文字：

    天地生人，赐给他们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强健、合理而常久不变的属性，岂止是用来自我完善，将用来化育百姓完善世界从而弥补天地之间的缺憾。他们对于天下所有的事物，都要弄个明白。天与地的奠基，日月星辰的运行，百姓的生成，鬼神的情状，草木鸟兽的各具其形，洒扫应对进退的琐细事务，都是我们的属性范围内的内容。所以说：“世上的一切都为我而存在。”所谓人，是天地的中心。所谓圣人，他的智慧足以详知万物，他的才能无不合乎实际的需要，却不敢一味地放纵、满足自己的欲求，一定会依据轻重长短而自我约束。以舜的圣明，尚且喜欢咨询考察；像周公那样的圣人，遇有想不通的问题，便夜以继日地思索。至于孔子，在圣人中可以说抵达了鼎盛，却还是遇事喜好勉力仿效古人。像颜渊、孟子那样的贤明，也讲究通晓古代文献和行事合乎道义。这是因为，要完备自我属性这一个根由，就应当明了万种事物的不同之处；要熟悉万种事物的不同之处，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所谓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本是古代贤圣所共同使用的方法，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

    自从陆象山开创心学一派，明代余姚的王阳明继承他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以良知为本体，认为我的心中自有天理，而不应当支离破碎地到具体事物中去寻找。而天理的本性在于诚，即事物的本来面目。眼睛凑巧看到什么，如果不随后用规矩准则加以衡量，就能够做为依据吗？况且像舜、周公、孔子、颜、孟那样博学，却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勉力仿效古人，博通文献、契合道义，这样的圣哲都勤奋如此，何况仅凭中等的资质，而看重物质欲望，饱受它的牵累，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说不违背准则，这难道不是有一点自欺欺人吗？自此以后，沿袭这一派学说的代代有人。其间也有豪杰之士想要补救他们的偏颇，但是变化一种学说却反生出一种遮蔽。高景逸、顾泾阳的学说，以静坐玄思为主，所看重的仍在知觉，就是变化而反生遮蔽的例证。

    近世乾隆嘉庆年间，各派儒者都力求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辈钻研文字考据，依据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的宗旨，鄙视宋贤，认为他们所倡导的“即物穷理”流于空疏。难道所谓的事，不是物吗？是，不是理吗？实事求是，难道不就是朱子所宣称的即物穷理吗？将自设的名目看得很高，用以诋毁与日月同辉的宋贤，也是因变化而反生遮蔽的一类。另有颜习斋、李恕谷的学说，强忍嗜欲，苦练筋骨，勤于用力而见诸行动，等同于战国农学家许行在推行主张的同时还实践耕作，认为宋贤的即物穷理错在无用。这又是一种遮蔽。矫正王氏学说却不堵塞它的源泉，属于五十步笑百步一类；由于后二种遮蔽，矫正王氏而超过应有的限度，属于因噎废食的一类。

    我朝尊崇儒学一道，正学兴盛起来。平湖的陆陇其，桐乡的张履祥辟除邪说而返归经典，意志坚定而不可摇撼。陆桴亭、顾亭林一派，博大精微，体用兼备。其他名儒盛学，连绵不绝。二百年来，大家小家，醇正谬误，各有不同。唐先生因而辑成此书，大抵主张要庄敬，但不可过于注重静坐玄思，穷究物理而不流于琐碎，努力践行而不走向狭隘。三个方面相互交融，都得到很好的体现。所采用选择的名言，也大抵遵从这样的做法。对于固守王学旧辙、以及改变王氏学说却反而陷于上述三方面的失误，则都细加清理与剔除。岂是喜好辩争？因为现在距离古代一天天遥远，各家务求张扬自己的学说。肯定红色否定白色，相互间没有办法取胜。尽管有的比较接近真理，也不能说到每个人的心里而意见一致。志趣不同不能在一起谋划，只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