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得到的东西。斯大林也履行诺言，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刚一签订，斯大林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要求对蒋谈判，不仅周恩来要去，毛泽东也要去。这就难怪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不许革命”！

    然而，美苏战时的同盟关系很快结束，代之以激烈的竞争角逐！当乘坐美国军舰的国民党军为接收东北主权要求在大连登陆时，苏联怀疑美国要染指中国东北，遂开始改变对美蒋的态度，并以大连是国际自由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此后，随着苏联要求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合作遭到拒绝，美苏冷战的开始，斯大林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

    冷战开始后，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及美国大力扶植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东边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上挑起事端，苏联很希望能在远东找一个帮手。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使苏联看到了希望——中共是其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

    为此，从1948年开始苏联加大了对中共支援的力度。应中共东北局的请求，苏联除了增加与东北解放区的贸易额、掩护中共在大连地区的发展、援助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外，还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设备，帮助修复铁路和桥梁，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力地保证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对于苏联帮助中共的目的，莫斯科给苏军远东马加纳罗夫中将的电报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从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共同的利益将苏联和中共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从听从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承认蒋介石是具有统一中国之资格的唯一领袖，到联合中共对抗美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固然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对中国革命也不是坏事。但对中苏两党来说，其中的是非曲直，斯大林总得有个说法才是。对此，斯大林的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公允。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讲：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局势。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苏联的看法，但他们回到中国做起来就满不是这回事了。他们集结了力量，组织了军队。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正在打垮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至此，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战后初期的这段恩怨，在后人看来应该就此了结。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战略决战后，中共的战略方针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再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与国民党搞什么和谈，以免革命出现曲折。为此，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公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战犯名单；194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1月5日，针对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拒绝了蒋介石的和谈要求；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这一系列重大步骤，足以证明中共将革命进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