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今天更大的内乱；我们为了抗日而逼蒋，更大的内战一起，就等于帮了日本的忙；我们为逼蒋抗日而将他扣在西安，他答应了抗日，再把他扣着不放，反倒会使答应我们抗日的领袖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或有损他的声誉。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虽然费尽全力，但杨虎城和两军的不少将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双方僵持不下，周恩来只好出来“打圆场”，建议张学良“稍加休息”，而他则向杨虎城陈情利害，充当起张、杨两人之间的调解人。

    周恩来本来是不主张马上放蒋的。他刚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杨虎城商定，在下列条件下释蒋；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

    第二，南京及蒋介石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但是，面对这一突然情况，为了抗日的大局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周恩来又站出来做杨虎城的工作。

    杨虎城最终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放弃了要蒋介石签署书面文件的要求。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口头允诺，置个人的安全于不顾，慨然答应放蒋。这样一来，周恩来算是帮了张学良一个大忙，当然蒋介石则是最大的受惠。

    几年之后，曾经参与营救蒋介石的端纳先生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获，关押在集中营中。蒋介石为报昔日端纳的救命之恩，请求美国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代号为“洛斯巴尼斯”的军事行动，救出端纳。端纳在吕宋岛接受采访时，向新闻界证实了周恩来对蒋介石从西安脱险的巨大贡献，他说：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

    约翰·鲁兹在他的《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奇》中，也记述了是周恩来的帮忙才使蒋介石顺利离开西安。

    文中写道：

    1940年圣诞节，蒋介石在重庆邀请周恩来吃饭，“委员长……感谢他的客人曾在西安挽救了他的性命。”

    尽管杨虎城同意了放蒋，但中共却不能为了蒋而牺牲杨虎城及其两军的利益。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和杨虎城同意，以12月23日谈判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达成了一项默契。这个默契即由周恩来安排，使蒋夫人和宋子文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见证人。这份文件包括下列条件：

    蒋介石同意：

    （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的侵略。

    （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

    （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

    （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271—278）日文资料，也记载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一）撤退西安周围的政府军队。

    （二）停止内战和“剿共”。

    （三）发起全国规模的抗日运动。

    （四）发给共产党军队军饷。

    （五）释放上海救国协会的7位领袖。

    （六）改组中央政府；撤换下列地方官员：上海市长；上海警察局长；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

    以上两份资料所显示的文件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包含了张、杨的八项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从蒋介石随后的行动来看，这份文件无疑是存在的。但在蒋介石和蒋夫人日后“加工”成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却极力否认这一点，无非要挽回面子而已。

    ★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