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么乐观：“没那么便宜的事。他们包围了办事处，我还不是出来了么！”

    他望着李克农，问：“什么时候走？”

    “明天。”

    “上哪儿？”

    “经重庆，去延安。”

    他愣了一下，问：“怎么走？”

    “一大一小两部汽车，开车去。”

    他没有祝一帆风顺，不会一帆风顺的；他只是深沉地说：“很长的路途呵。”

    李克农还是幽默地说：“路上少不了有鬼的，我们就是钟馗呀！”

    “要是我能跟你一道走就好了！”

    李克农扳着他的肩膀，说：“办事处撤走后，还有一些同志须你照应。特别是救亡日报，还没有来封门以前，照旧出报，就交给你了。何时停刊，由你掌握政治气候，见机行事，让他们几个主要骨干安全撤离去香港。”

    他没有做声，默默地望着李克农。

    李克农问：“你在延安有什么事办么？”

    “有。”他眼一亮，从抽屉里拿出几本他写而署着黄旭初名字的书《干部政策》，递给李克农，说：“这是我写的书，给你带上几本，有可能的话，请毛主席、周副主席看一看。”

    新中国成立后，李任仁出任广西省副省长，特别邀请杨东莼到广西担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曾经告诉李任仁：李克农在北京告诉他，那次终于将那几本书捎到了延安，毛主席也看过。

    李克农撤离桂林没几天，形势急剧恶化。杨东莼得到消息说，军警搜查了生活书店，并限三天之内停止营业。他立即为救亡日报停刊作了布置，并委托李任仁在桂系给林林、廖沫沙和张尔华开了路条。过了几天，他托人约林林来到木龙洞他的住处。他对林林说：“看来，救亡日报到了停刊的时候，否则情况会不妙。”

    李克农临走时，也曾对林林嘱咐，今后救亡日报的事，听杨东莼先生决定。林林这才感到有了靠山，心里也就踏实了。林林早就听说过杨东莼先生，但没有接触过。如今在反共高潮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见面，分外感到亲热与温暖。林林问：“我们被迫停刊，终刊号骂不骂人？”

    他想了想，说：“不骂也罢，留点余地也好。报社现在还有多少人？”

    林林答了一个数字。

    他说：“我已经作了安排。大家疏散，缺钱用。报社印刷厂的机器及其他的物资，全部交给干校印刷厂。你找干校印刷厂的屠天侠支一笔酬金，作为报社同人的疏散费。”

    告别的时候，他将路条递给林林，说：“这是开往香港的路条。你们一路保重。”

    林林遵从杨东莼的嘱咐，终刊号没有骂人，只在副刊《文化岗位》写了约二三百字的“岗语”，题为《醒眼看醉人》，隐约回敬了反共人士，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末就此关门。林林、廖沫沙、张尔华三人料理报社后事，最后离开桂林。据林林事后记述——

    背着简单的包袱，靠两条腿往南走，每天走八十里、九十里不等。经玉林、广州湾（今湛江）坐船到澳门转香港。路上到了许多小城镇，住小客栈。幸好得到东莼同志经办的路条做证明，路条是从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那边开来的，有了它，算是一路平安，终于达到了目的地香港。

    八路军办事处、救亡日报等机构撤离桂林以后，杨东莼也觉得不能再在广西呆下去了，便于1941年4月间离开广西到四川成都大学当历史教授，是由黄旭初派车秘密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