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明令重庆为陪都
;实行币制改革,为战争准备财源;在京、沪、杭等战略要地修建国防工事;在交通方面,迅速修通粤汉、浙赣铁路,延伸陇海铁路,新建桂越、甘新、川康等战略公路;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兵役法征集新兵;准备撤退沿海地区的大学,保护和转移北平等地的重点文物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中国,8月13日,上海战事发生,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展开了顽强的抵抗。随后,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民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之目的”。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这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仍在武汉,行政院主要部、会也留在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在武汉的机构也迁到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是中国近代史和重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抗日战争和重庆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国家机关、工矿企业、各类学校、文化机构、金融机构的内迁,重庆从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跃而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从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近代工业基础的中心城市;从僻处四川东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为一座国际名城。
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陆续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重庆原是四川省政府管辖之普通市(省辖市),市政府经1932年紧缩改组后,仅设警察局和总务、财政、工务、教育四处,财政收入完全上交,然后由四川省政府拨款,这种状况同重庆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与正常职能的发挥,已经严重的不相适应。
1938年10月下旬,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建议国民政府改重庆为特别市,直隶中央政府,并提交行政院第384次会议讨论研究。1938年初,刘湘在武汉病逝后,蒋介石任命其心腹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刘湘在川部属王陵基等人的激烈反对,因此改由刘湘系军长王瓒绪代理省主席一职。在此情况下,如果重庆再直隶中央,将会过多触犯四川实力派的利益,所以行政院最后决定采取过渡措施,重庆市在隶属关系上仍然照旧,属四川省政府管辖,但其市政府组织暂准沿照中央直辖市的规模,提高市长和所属各局行政首长待遇;在财政上,除营业税外,其他收入均归市财政,另由中央政府政府酌予补助,会计独立;重庆市政府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函通行政院,同时呈报四川省政府,为将来时机成熟,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作了准备。
1939年5月3、4两日,日本空军连续轰炸重庆,造成市民伤亡数千人,中外震惊。5月5日,国民政府为加强领导,明令重庆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任命贺国光为重庆市长。同时拨款100万元救济灾民,集中车辆船舶,积极疏散离开灾区等措施,迅速稳定了重庆局势。
随着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大量的军政、文化、教育单位和工矿企业迁渝,各迁渝单位或租赁房屋或新建房棚,城市迅速膨胀。政府对工厂、单位迁渝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下令对迁渝工厂的征地实行优待办法,对工厂企事业的迁渝重建,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重庆的有关单位和人士也积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