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命令中说：“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如同一个人一样，一座城市总有自己的外貌和性格，在它所有的传奇中，总有一个故事贯穿始终；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一颗专属于他的星辰在遥遥对应一样，总有一种命运在冥冥之中让一座城市神秘而荣耀。

    60多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1/4英寸厚的灰尘。”这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却正是靠着在重庆度过的15个月，感受到中国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后成为美国头号中国学权威的地位。类似的例子还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时代》周刊发行人卢斯、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以《亚洲内幕》名扬世界的美国作家约翰·根室、在专著《天下一家》中盛赞中国的美国总统特使、作家温台尔·威尔基……确实，重庆云横雾纵，山重水复，蕴藏了难以言表的历史玄机，诸多偶然的人物和偶然的事件在这里偶然际遇，从此星流云散。这座天涵地负的山城，却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沧桑嬗演中，秉承造化旨意，深谙世事奥妙，因缘巧遘，得天独厚。重庆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它注定要在一个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去担负天下兴亡。如果没有造化所钟、天意垂顾，重庆至今不过是一片封闭平庸的农产品集散码头、被历史沧浪遗弃的一潭死水。

    1935年，随着四川统一和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由西北转向西南。特别是重庆，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以四川天险作为屏障，以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遭到敌人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同时四川人民众多，物产丰富，能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长期坚持。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4月，他在总理纪念周讲演时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来临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寇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同年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川政统一之后，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将建设重心由西北转向西南，开始考虑对日抗战时的后方根据地，即蒋介石所称的“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建设问题。

    随着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国内抗日民主势力的发展，国民政府开始进一步走向抗日的立场。1935年9月，蒋介石在《经济往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限度。”这是蒋介石首次对日本侵略者所表示的强硬态度。接着，蒋又要驻日大使蒋作宾告诉日本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和五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

    国民党五大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与对日政策变化相适应，国民党在行动上也开始着手准备抗战，制定了三年国防计划，其主要内容为：争取国际支援，特别是争取苏联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