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服务”体制下的“历史”往往会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三·一八”第二天，李大钊就和徐谦、顾孟余等人遭到执政府通缉。他们不得不关闭了在翠花胡同里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都退缩到苏联使馆的旧兵营里藏身。徐谦本来就是冯玉祥政变后应邀到北京主持庚款委员会的人。奉张攻入北京之前，徐、顾等人藏在苏联使馆的小卧车里，平安转移至京城西北郊的国民军防地，后又退至苏联境内，辗转海参崴南下广东。而李大钊则留守在东交民巷，并陆续将若干国共两党北方区的骨干人员安排入内。

    按国际惯例，使馆区是外国人的领地，未经许可，驻在国的国民不得入内，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人不得携武器擅入使馆区，失意的军人若进入其间避难，无论是栖身哪家使馆，还是入住六国饭店或医院，必须解除武装。洋人们深恐战火殃及到他们身上。所以，东交民巷就成了北京的落难巨子们的避风港，一有风云变幻，他们就会跑来避祸。清末，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民国以后，前来请袁世凯南下当大总统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们被乱兵吓得去过，遭直系军阀威逼的黎元洪去过，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追捕的段祺瑞去过，被冯的大兵轰出皇宫的逊帝溥仪去过，被段祺瑞统帅的各路大军讨伐的复辟祸首“辫帅”张勋也去过，甚至连周树人这样的在政界没有身份的小官吏也在那里避过祸。只要进入了东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

    我读过旧的东交民巷使馆图，约略明白了当时的布局：败于八国联军的清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每个驻华使馆都附带拥有一座占地面积更大的兵营，以保护该国的外交使节和侨民。俄国使馆和兵营的地盘最大，位置也好，就在胡同西口，与美国使馆及兵营斜对门儿。

    对苏联人和李大钊等“党人”来说，不幸的是，由于苏俄政府已经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应该包括《辛丑条约》，所以新政权的俄国大使等于自动退出了外交使团（亦称公使团），而其使馆也就成了孤悬外交使团保护之外的危境之馆。这个明摆着的道理，当年的苏联人与受他们庇护的中国人居然都没去想！

    李大钊在苏联使馆栖身一年，工作很有成绩，发展的国共党员人数成倍增长就是佐证。据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李大钊传》介绍：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至翌年2月，整整一年之内，国民党员由两千两百多人增至四千三百多人，共产党员由三百余人增至一千人以上！

    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过老友，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他连话也说不上就走了，一切如李大钊在北大时一样。

    那时，因为又成了政府的通缉犯，李大钊已经不是北大的教员了，每月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没有了。他在看守所告诉过审讯者：现在按月收到的一百五十元，是“中央党部”发给他的。

    段祺瑞通缉李大钊等“过激党领袖”，并非只为他们酿成喋血的“三·一八”。血案翌日发布的《临时执政令》上写得很清楚，是“近年以来”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只是，李大钊不知所终，执政府才无可奈何。

    段祺瑞走了，张作霖来了。皖系、直系，都已没“戏”，南方的“党军”攻得正起劲，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拥戴尚有三十五万大兵的“奉张”，才能力保江山不失。于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末的张作霖，就被张宗昌、孙传芳等北洋将领们推举为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

    安国军政府成立后，立马公布了治安条例，其中有一条规定，读来触目惊心：

    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举国公认的“宣传赤化、主张共产”的李大钊教授，注定已在劫难逃。

    传统的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