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当事人王星拱老先生写的回忆文章：

    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

    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

    两位转向革命的思想家，漫漫旅途，一路倾谈，直至陈独秀登上了南下上海的客船。不过，陈、李一路所谈，并无别人在场，内容也无纪录，后来却成了中共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的由来。

    当年，李大钊的办公室，是个热闹非凡的去处。晚年寓居加拿大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红楼里的李大钊，其实岁数并不大，不过三十岁刚出头，只比手下的毛泽东大四岁，比在校的大学生领袖张国焘也不过大八岁。他的思想裂变，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红楼里发生和积攒起来的。六年的图书馆主任生涯，对一个而立之年的思想者来说，太重要了！

    是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原始名称，非后来所称的“共产主义小组”）。据张国焘与张崧年的不同回忆，这是按已经在上海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的意思建成的，他俩分别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谈过此事。党史专家均采信了两位张先生的说法，即“北李”是受“南陈”建议成立的北京组织，但专家们不肯采信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建党一说。但如果我们知道李大钊一直与俄共（布）远东分局的特使们单独保持联系的事实之后，就不太相信这种既定的说法了——或许，每一步都是俄人安排好了的呢！

    因为李大钊，古都的共产主义运动由学术研讨进入了组织实施阶段。

    之前，陈独秀曾从上海来信，与李大钊商讨“组织”的名称，李大钊很明确地告诉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就叫共产党”。

    一叶知秋。很显然，建党初期，李大钊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拥有话语权——其实，说白了，他拥有的只是“翻译权”。

    中共成立后不久，陈独秀与瞿秋白曾去苏联，路过北京。过后闻知此事的北大同事高一涵回忆说：

    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

    显然，李大钊与苏联人有直接的联系。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和嘉兴秘密召开的。按与会者代表的区域来说，这确是一次“大会”，但若按与会人数来讲，只能称其为“小会”——只十三个中国人和两个“远方”的同志聚在一起，通过了中共的纲领、组织架构与发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