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这就是中共成立数年后的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读李大钊的文章，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这么“放肆”地“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说《土地与农民》，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甚至谈《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谦和的先生，一位叱咤风云的公共知识分子，终于一步步赢得了北大同人们的尊重。

    民国九年（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语）。当年秋，他开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学系、法律系、经济系陆续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等课程，并在首都各高校兼开相同的课程。诲人不倦的演说，加之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说李氏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父”并不为过。

    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土气的职员到北京大学最高商决机构“评议会”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有副校长，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扎扎实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知识阶级的领袖不光敢说，还敢做。李大钊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领导了“索薪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经费三个半月了。学校领不到经费，老师们就拿不到薪水，于是，就罢教。那时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国家机关各部的工资，竟是靠借钱发下的！各地割据的军阀们，捞点钱就去置枪置炮，哪有谁上缴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又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李大钊等教授们以退为进，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学生往新华门上访，终与总统府卫兵发生了肢体冲突。秀才遇上兵，肯定不是对手，所以，被殴伤多人。这一天是6月3日，故时称“六三事件”。

    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以思想钳制和行政惩处为武器来收拾书生们，却不耻为原告，到法院起诉教职员代表冲击政府。不料李大钊等人毫不畏惧，反向检察厅提出控告，起诉总理靳云鹏与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长马邻翼，还捎带上了京师警察总监殷鸿寿（那时当国家的警察头子真够倒霉的），告他们“破坏教育”！

    教书匠状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检察厅真就受理了！结果，政府托人调解，并派专人向教育界慰问，为受伤者报销医疗费，并筹款两百万银圆设教育准备金等。学界的要求一一落实，知识阶级大获全胜！

    那时的知识界，被写为“智识界”。有智有识，理应比只有知识层次更高，可能后来的学人们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渐渐丧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谋生，故“智识”才沦为“知识”。恕我瞎掰。

    你看，那时的“智识界”是何等的威风！北洋时代，“智识阶级”的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李大钊的影响也真令人刮目！

    章士钊回忆过：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天不为守常之马首是瞻？

    老章又在掉书袋了。“临淮”说的是三国时代的名将鲁肃，他是临淮东城人，即现在安徽定远人，他以严于治军而名重当时。“旌旗变色”源自唐代“光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