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那儿学来的“以党治国”。

    他说：中华民国，是人民之国，不是革命党的私产。

    他说：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这不是政党政治。

    他说：政党必须是在宪法范畴内公开活动的政治团体，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对立面，政党要有“党德”。

    这种对成功者直言不讳的批评，实在点破了国民党何以难以成大气候的要害，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指明了一条道路。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都是成功者书写的，章氏的那些超前的救国理论非但没被后来的执政者所重视，反倒拿他当了通缉犯！他只好筹款三赴欧洲，远离中国，也远离政治。

    这一次，这个精力旺盛的学者竟迷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具体地考证出，“仁、义、礼、智、信”居然都与两性有关！

    他那一套，在中国实在吃不开啊！所以，从东北辗转抵沪以后，他竟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幸有上海滩闻人杜月笙，一代国士才有了固定工作。

    杜闻人十分谦逊地降阶以迎，章士钊用“久仰久仰”一类客套话掩饰着自己的尴尬。堂堂的章某人，竟沦为一个帮会头子的清客，他无法不尴尬。当初袁世凯请他担任宪法顾问他没答应，请他当北大校长他不干，现在却沦为一个名声不佳的“地头蛇”的代言人，诚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段律师生涯最为人称道的，当是他义务给旧友陈独秀担当辩护律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20日，亦即章士钊从事职业律师不到两年，他走上了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厅的辩护席，给委托代理人陈独秀当起律师。陈独秀把国民党的审判厅当成了自己的讲堂，而章士钊也把那里当成了表现思维与辩才的舞台。他与陈的辩护词一并成为东吴大学的教材。蒋介石显然没料到，一场公开审理的“危害民国案”会如此成全陈独秀和章士钊。

    服刑中的陈独秀曾托人要章士钊写一条幅制成屏风以便狱中解闷，章士钊欣然从命。想起共患难时的情谊，写下“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的趣句。无论陈在狱中还是出狱后，他都曾捎钱给陈，供其购书或补贴生活。在重庆时，章曾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全部寄给了困居江津县的陈独秀，令陈大为感动。

    下野的北洋人士一向是日本人诱降的首选目标，上海沦陷后，章士钊也被他们盯上了。但章士钊与大部分北洋旧僚一样，不屑与倭人为伴，他便像当年逃离袁世凯一样，又一次悄然失踪。这一次，是那位政治倾向模糊的杜月笙帮了他。

    他先往香港，后到重庆，抗战胜利后还曾和前来陪都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相见。面对已经拥兵百万的毛润之，他居然在纸上写了个“走”字，意思是劝毛不要相信蒋介石，赶紧离去。不知那一次毛泽东是否会被这位前辈乡贤的三国人物一样的天真之举逗乐了，但章氏的忠悯之情却如冰心玉壶。

    回到上海，重操旧业，这回是忙着给他的老友、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当起辩护律师。梁乃汪精卫汉奸集团里的头面人物，自然不得好死，但章士钊却一直尽力帮助其遗属，梁的遗腹子甚至在章的家里住了十年之久！可见其古义士之风。此外，他还当过另一位巨奸周佛海的辩护律师。

    也许，正是看重他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交情，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年初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才委托他与其他几位有影响的人物以私人身份前往北方与中共和谈。在石家庄，章士钊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4月初，他成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团长张治中将军去了北平，之后再也不肯回沪。

    他一个人去了香港，把三位夫人都留在了上海。

    他与那位颇为不凡的吴弱男女士早在民国十八年（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