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沉默啊,沉默”,对闹意正浓而横遭压迫的人来说,“不在沉默中爆发”,那是不可能的!学潮平息没多久,国民军与日本军舰在大沽口外交火,革命党领袖因势利导,北京学潮死灰复燃,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三·一八”惨案。
作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拟定了通缉令,五位具体领导了群众运动的国民党北方区负责人——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和顾孟余,不得不紧急躲藏起来。据说,这份通缉令的底稿现存于北京的李大钊纪念馆里。把故友大钊之名从最末一位提到第二位,不知这是章氏在“大义灭亲”,还是他迫于政府内其他阁员的压力所为?风传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通缉名单,周树人听说自家榜上有名,便在拂晓时分化装逃往日本人山本开的私人医院躲藏,后又转往更保险的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栖身,在那里,他与许寿裳等十几个有被捕之虞的人挤在一间大屋里共同避难。
两位与女师大风潮有关的责任人,并没得到政府的褒奖,反倒被免职。然而,我不能不郑重提及的是,此二人都在此后的岁月里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
四十岁开外的杨荫榆女士回到了老家无锡。这位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矢志为人师表,当过区立民众教育院的讲师,当过江苏中学校的英文教师,五十四岁那年,竟然被日本兵推到河里淹死了!所幸杨女士的侄女杨绛(钱钟书夫人)后来把其姑母的悲惨晚景写了出来,人们才知道,被鲁迅所穷追猛打的那个女校长,其实很可怜!
时年三十二岁的刘百昭,被免司长职后,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后来和章士钊一样,也去东北大学当过教授和院长。此人结局不详。
章士钊的结局更麻烦一些。因他曾负“摧残教育”的恶谥,“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又正任执政府秘书长,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罪在不赦的“历史罪人”。
那张与他有过节的《世界晚报》甚至刊文直指他即下令开枪的“主谋”!尽管有知情人说,该报曾在与段祺瑞之子的官司中败诉,遂迁怒于司法总长章士钊,便借此血案将章氏推向俎板;也尽管事发后章本人曾在《京报》大报上发表《章士钊启事》摆脱干系,但谁也不再原谅他。
3月18日那天的四十七位死难者中,有女师大的两个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惨案发生一周后的3月25日上午,她俩的追悼会就在学校礼堂里召开了。主祭的是前校长许寿裳。悲愤的学生们为死者敬献了挽联,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当是刘和珍的未婚夫送的那副挽联:
生未同衾,死难同穴,劳燕每分飞,六载订婚成一梦;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疆场空有约,白宫溅血泣黄泉。
参加了追悼会的鲁迅过后写下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内的好多话已经成为人们时常引用的经典句子。而举行过追悼会的大礼堂,现在则成了纪念鲁迅的场馆。
我去参观时因为是星期天,礼堂大门上锁,只有一尊鲁迅先生的半身汉白玉雕像立于楼前——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么一副冷峻的模样。
当时的周树人,已经恢复了被免了五个月的职,又回到教育部当佥事去也。
当初,周树人因不服被免职而将章士钊上诉至平政院。这个专门审理行政诉讼和官员违法案件的机构,经数月审理后,认定政府未按《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规定的程序(须呈书面申请并由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执行)办事,而是直接将周树人免职,故做出书面裁决:取消教育部之处分。
周树人等人自然弹冠相庆。非常时期的民告官,对抗中的部下告上司,居然赢了!其实,这不仅是上诉人依法捍卫自己权益的胜利,又何尝不是法律至上原则的胜利——因为章士钊乃前任司法总长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