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啊，沉默”，对闹意正浓而横遭压迫的人来说，“不在沉默中爆发”，那是不可能的！学潮平息没多久，国民军与日本军舰在大沽口外交火，革命党领袖因势利导，北京学潮死灰复燃，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三·一八”惨案。

    作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亲笔拟定了通缉令，五位具体领导了群众运动的国民党北方区负责人——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和顾孟余，不得不紧急躲藏起来。据说，这份通缉令的底稿现存于北京的李大钊纪念馆里。把故友大钊之名从最末一位提到第二位，不知这是章氏在“大义灭亲”，还是他迫于政府内其他阁员的压力所为？风传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通缉名单，周树人听说自家榜上有名，便在拂晓时分化装逃往日本人山本开的私人医院躲藏，后又转往更保险的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栖身，在那里，他与许寿裳等十几个有被捕之虞的人挤在一间大屋里共同避难。

    两位与女师大风潮有关的责任人，并没得到政府的褒奖，反倒被免职。然而，我不能不郑重提及的是，此二人都在此后的岁月里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

    四十岁开外的杨荫榆女士回到了老家无锡。这位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矢志为人师表，当过区立民众教育院的讲师，当过江苏中学校的英文教师，五十四岁那年，竟然被日本兵推到河里淹死了！所幸杨女士的侄女杨绛（钱钟书夫人）后来把其姑母的悲惨晚景写了出来，人们才知道，被鲁迅所穷追猛打的那个女校长，其实很可怜！

    时年三十二岁的刘百昭，被免司长职后，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后来和章士钊一样，也去东北大学当过教授和院长。此人结局不详。

    章士钊的结局更麻烦一些。因他曾负“摧残教育”的恶谥，“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又正任执政府秘书长，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罪在不赦的“历史罪人”。

    那张与他有过节的《世界晚报》甚至刊文直指他即下令开枪的“主谋”！尽管有知情人说，该报曾在与段祺瑞之子的官司中败诉，遂迁怒于司法总长章士钊，便借此血案将章氏推向俎板；也尽管事发后章本人曾在《京报》大报上发表《章士钊启事》摆脱干系，但谁也不再原谅他。

    3月18日那天的四十七位死难者中，有女师大的两个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惨案发生一周后的3月25日上午，她俩的追悼会就在学校礼堂里召开了。主祭的是前校长许寿裳。悲愤的学生们为死者敬献了挽联，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当是刘和珍的未婚夫送的那副挽联：

    生未同衾，死难同穴，劳燕每分飞，六载订婚成一梦；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疆场空有约，白宫溅血泣黄泉。

    参加了追悼会的鲁迅过后写下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内的好多话已经成为人们时常引用的经典句子。而举行过追悼会的大礼堂，现在则成了纪念鲁迅的场馆。

    我去参观时因为是星期天，礼堂大门上锁，只有一尊鲁迅先生的半身汉白玉雕像立于楼前——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么一副冷峻的模样。

    当时的周树人，已经恢复了被免了五个月的职，又回到教育部当佥事去也。

    当初，周树人因不服被免职而将章士钊上诉至平政院。这个专门审理行政诉讼和官员违法案件的机构，经数月审理后，认定政府未按《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规定的程序（须呈书面申请并由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执行）办事，而是直接将周树人免职，故做出书面裁决：取消教育部之处分。

    周树人等人自然弹冠相庆。非常时期的民告官，对抗中的部下告上司，居然赢了！其实，这不仅是上诉人依法捍卫自己权益的胜利，又何尝不是法律至上原则的胜利——因为章士钊乃前任司法总长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