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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街小巷上，都张贴着这段据说是伟大领袖当年在长沙当学生领袖时发出的豪言壮语。其实一想到“红卫兵”的“壮举”，就不难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乱世的学生运动，往往会被政治势力所操纵。

    捣毁章宅的时代背景不可不交代。

    本来章士钊已厌倦政治了，与他相识的那些大人物也渐渐淡忘了他。但忽然时来运转，在天津当寓公的北洋元老段祺瑞招呼他了！

    老段是被冯玉祥和张作霖联手请出来的，而章又是被段请出来的。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联手请出了息政津门的段祺瑞主政。段祺瑞治国，要有人才辅佐，于是，久负清名的章士钊被召入天津的段公府中。

    这时的章士钊已经人至中年，早就看不惯他所说的“邦基将沦”的时局，并自认做官可以“小行其志”。所以，段那边一请，他这边就“怀国士之报”投奔过去了。历晚清而民初，他尽管是袁世凯、黎元洪和南方的孙中山、黄兴等政坛巨头的座上客或好朋友，但没有一个人像老段这样深为倚重自己，所以，为报答段氏的知遇之恩，他欣然“跌入粪坑”——朋友们用这样的词惋惜他的“出山”。

    当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在与魏家胡同只隔一条胡同的铁狮子胡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章士钊成为执政府的司法总长。这位民国名流第一次成为政府实官，而不仅仅是策士。

    从“执政”的名义，到具体的办法、执政府的若干政策，都是章士钊为段祺瑞设计的。

    然而，该书生又把问题想简单了！他总是像当年主动跑到巡捕房去打探案情一般过于天真。这位司法总长主持查办卷入曹锟贿选案的议员，雷声很大，但总也查不下去，最后反倒落了个“老虎总长”的绰号——人家把他《甲寅》封面上的老虎套在了他头上。他承认自己“不存心机”，亦即不擅权术，与执政府内部的许多官僚关系不睦，所以，他的失败是迟早的事。

    倒是段祺瑞还信任他，转年4月，又任命他兼任教育总长。

    “章老虎”携凛凛虎威入主教育部，自然有人惊悚。果然，他要“整顿学风”，其主要内容为，合并京城大学，提高师资素质，加强考试。

    其时，正是首都的学潮闹得最凶的时候。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国立大学的经费每每不能兑现，便有教员们把对政府的不满借用学生的力量发泄出来。你要合并大学，就要有人失业；而提高师资素质，就要滥竽充数者“下课”；学生中自然不乏荒怠学业者，你要加强考试，这部分人就会没有出路，即使一般学生，又有哪个喜欢考试？所以，志在“整顿学风”、改变“士气嚣张”局面的章士钊，一到教育部就成了很多人的矛头所向。而蜜月中的国共两党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学生的爱国热情越来越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

    北洋时期，军阀当政，人人怕兵又恨兵，便有聪明人把“兵”字拆开，念作“丘八”（冯玉祥就把自己写的那一大堆打油诗自称为“丘八诗”）。后来，由于有了“五四”运动大获全胜的经验，“学生万能”、“学生神圣”的观念在京城的院校里居然大行其道，教师甚至校长每每要去巴结学生的怪诞现象也出现了。一事不和，学生们便闹学潮；一上大街，校长往往就要下台。学生们的脾气往往并不比“丘八”们小到哪里去，所以又有聪明人把学生称为“丘九”。当时的重要刊物《现代评论》上就曾有人著文批评利用学生的人是“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盘、争饭碗”。

    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归来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