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著名汉学家务谨顺（illiam henry ilkinson）看来却带着讽刺性的语气：难道这些生手有希望超过一位曾经服官十七省的人物吗？

    惟有一言以正告：吾七千万人者，则大汉四川军政府之宗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极，所当与吾川七千万人子子孙孙共守之。

    夏之时是四川合江人，字亮工（与清代骁将、曾经当过四川提督的年羹尧相同），他也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于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回四川，在新军中服役。成都惨案后，四川叛乱四起，夏之时被调派到龙泉驿。重庆方面的同盟会员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没有枪杆子在手，也没有军事经验，于是邀请夏之时率部东征。在枪杆子的护卫下，夏之时不费一枪一弹就在11月22日进了重庆，宣布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组建了步兵七标（团）和一个炮兵营。随后便掉转枪口，率兵西征，准备攻取成都。

    在成都的西方人士，家家门庭若市，相熟的中国人纷纷登门，商借帽子、制服和靴子。因为新政府规定，成立大典上必须穿着军服或者对襟马褂，一律穿靴。

    11月5日，也就是在愤怒的赵尔丰弹劾端方“济乱”之后三天，赵尔丰被一场兵变震撼了。

    11月3日下午，四川司法厅厅长（提法司）周善培到总督府，赵尔丰的亲信幕僚吴璧华告诉他，赵尔丰与尹良起了极大的矛盾。吴璧华是浙江温州永嘉人，科举出身，公费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被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聘请督练新军，先后担任兵备、参谋、教练等处总办，并主持讲武堂、测绘学堂、陆军小学。赵尔巽调任东北后，吴璧华留任在四川，并成为新总督赵尔丰的亲信。

    他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为缓和局势，自10月29日开始，赵尔丰陆续释放了彭芬、王铭新、蒙裁成、胡嵘、江三乘、叶秉诚、闫一士等人，但不肯释放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等“阴险狡狯”之人，他认为这几人“谋反独立手段极其狠毒，同志军围攻成都皆此数人预召之使来”，“不诛此五人，终贻国家之患”。

    叛军进驻安岳城，与政府军发生激战，打败了政府军，声势大震。随后，夏之时率部近千人从水路赶往重庆，避开成都地区的巨大压力，去推动重庆的独立。

    对于端方的这种敌意，岑春煊当然能够感受到。次日，岑春煊正好得到情报说成都之围已解，他顺势请求中央政府收回对自己的任命。在电报中，他提出只要“朝廷开诚布公，不妄戮无辜一人，不短少路款一支”，赵尔丰自能应对，他就不必再入川。吊诡的是，这位似乎处处想维护同僚间和谐的老干部，却又同时致电内阁，提出应将被捕诸绅释放，这样可望“民气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酿成巨变”。他甚至提出，只有将川路公司的所有用款，包括浮滥与亏损都承担下来，给川路公司足额返还所有的款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他要么是没有很好地做功课，忽视了之前中央花了很大的精力才确定的补偿原则，特别是款项发还方面，如何确保一般小股民的款不被中途克扣截留；要么就是明知故犯，与王人文、赵尔丰一样“邀名取宠”。

    没有资料显示，盛宣怀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岑春煊。如果非要查官场联络图，岑春煊是邮传部前任部长唐绍仪的儿女亲家，而盛宣怀与唐绍仪完全是不同山头的人马，即使不是敌人，也绝对不可能是朋友。

    11月18日，赵尔丰召见吴璧华，大吐苦水：“官我是做伤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着四川有何用？但是交了兵权、政权，四川人不谅解我，谁能保护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