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擅自调兵，盛宣怀辩解，邮传部无非是为军方准备交通工具、转递电文通讯而已，无权也无可能介入军队调动，“跋扈”之说也不成立。

    岑春煊勉强赶到了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澂进行了会商，瑞澂丝毫不能同意岑春煊那脱离实际的计划。9月30日，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岑春煊“不办首要、股款全退”的主张是荒唐的，如果继续让岑春煊负责的话，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10月2日，瑞澂再度致电盛宣怀，指责岑春煊“持见既偏，又多成执，又不能原谅局中人办事之难”，必须阻止他入川。

    盛宣怀在否认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盛宣怀的认真辩解显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对手根本不屑一顾。令人寒心的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当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及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着该衙门议处”。

    “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处罚极其严厉。问题在于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发给伦敦的电文中记载道：“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料理交代。然次日（10月27日）事势，忽更大变。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于是，在美国公使倡议下，四国公使进行干预，将盛宣怀转移出北京。对于资政院的决议，英国公使朱尔典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虽然没错，“但其结果，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

    颠覆势力的介入，令一池深水变得更为浑浊。随着四川各地暴动纷起，连遥远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现写给盛宣怀的公开信。这封署名为“革命右军雷行”的匿名恐吓信，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酷烈寒光，信中说：“汝家本寒微也，捐一候补同知，贡媚（原文如此）于李鸿章而发达，创办电报、招商两局，美其名曰‘官商合办’。及二局发达，又阿谀政府收商股以归官。汝坐拥高官，只知剥削民膏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上年天降之罚，斩汝之长子（指盛昌颐病死），汝犹不悛。今川民之变，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寝汝皮矣。本军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级，以谢川民，汝其惕之。革命右军雷行。”

    而盛宣怀最初选择日本的庇护，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其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伴随盛宣怀，“不论其前往何处，均将随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怀乘德国商轮“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

    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

    树倒猢狲散

    这份极为煽情的告别信，在英国驻重庆兼成都总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