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旬，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于是，不少《文汇报》工作人员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在香港创办了香港《文汇报》。迄今，香港仍有一家《文汇报》，便是这么来的。

    上海《文汇报》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复刊。那时属于私营报纸。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上海《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企业。

    一九五六年四月起，《文汇报》社由上海迁往北京，与北京的《小学教师》杂志合并，改为教育部的机关报——《教师报》。

    不过，《文汇报》变为《教师报》，毕竟使报纸大受局限。而且《文汇报》社的编辑们大都家居上海，报社迁京造成了夫妻两地分居，人心思沪。

    周恩来注意到《文汇报》过去的广泛社会影响，以为把《文汇报》并入《教师报》不妥，他提议《文汇报》应该复刊。于是，《文汇报》社重新迁回上海，于十月一日复刊。

    这时的《文汇报》，由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副社长严宝礼、柯灵（兼副总编辑），其他副总编辑为刘火子、浦熙修、钦本立、郭根、唐海。内中，徐铸成、严宝礼、浦熙修等均非中共党员。

    这样，在当时的上海，《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文汇报》则是中共领导下的一张“民间报纸”（在一九四九年前《文汇报》则是中共“影响”下的一张私营报纸）。

    大约正因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身份”不同，所以在一九五七年的命运全然不同。

    就在《文汇报》复刊之初，极想打响几炮。那时，毛泽东刚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双百”方针，《文汇报》便以“为双百方针鸣锣开道”为己任。

    《文汇报》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就已设立北京办事处，以浦熙修为主任。此时仍设北京办事处。

    北京办事处有一员女记者，名叫姚芳藻，刚刚三十出头。她乃浙江鄞县人氏，一九四六年毕业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研究班，担任过《联合晚报》及香港《文汇报》记者。

    为了替双百方针“鸣锣开道”，《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抓住了电影问题做文章。姚芳藻这样回忆“电影锣鼓”最初是怎样敲响的：

    我跑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去找钟惦棐，准备听取他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中宣部，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钟惦棐。

    中宣部设在沙滩红墙里面，这里原是紫禁城的一角。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经过几百年风风雨雨，早已破旧斑剥。我想，过去就可能是小太监的居处，钟惦棐就孤孤单单的坐在那里一间小小的房间里。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似乎都是熟朋友了。他那时常在报刊上发表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已经颇负盛名了。我很欣赏他的文章，觉得它没有教条、八股味道。本来在我的想像中，他是很高大的，而实际上，他却显得那样矮小，穿着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在深度的镜片后面，一双小小的眼睛发着深邃的光芒。

    当我和他谈到，我们报纸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准备开展问题讨论时，他立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他很兴奋的把电影工作中的问题详细地告诉我，他说：“电影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所以票房价值极差，常常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钟惦棐就电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侃侃而谈，一口气就讲了近两个钟头，讲得有条有理，问题看得又深又透，我很是钦佩。他是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干部，我相信他对电影问题的研究，资料的积累，已决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话非常吸引我，使我对电影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把这些推到版面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也一定会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