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幼稚和无知，又由于有些人刚愎自用，不相信群众，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不管对我国革命是否有用，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办，而对后果都是不管的。这种盲从的责任当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应负责的。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方面，却不能不说清楚！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那另一方面就是披虎皮、拉大旗，借以吓人；空吼空叫，虚张声势，讲大话，盛气凌人等等。而这一切也都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对实际毫无补益，只能是遗害无穷。他们简直不懂得干革命是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来不得半点虚假，才能做出成绩、获得成功。

    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便走上了正确的康庄大道，显示他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是以高昂代价换得的宝贵经验！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特别感到沉痛，其原因也在这里，只有对过去走的道路作个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总结，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才会对革命有益、有助！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要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名古话，叫作“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就要出气；理不合，就要讲理……如此等等。

    毛泽东谈得比较含蓄，米高扬当时理解了多少很难说，而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早已筹思好了的。

    这里需要交待的是：这次谈话是在1956年9月下旬，即1956年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前。而对这两论，当时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再说：“这些话，都是对着我们说的，我们懂得其中的意思。”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谈，我想起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一再想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谈他的心中事，而未能成功。这次同米高扬谈的，也许就包括了他原来想谈的若干问题，只是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

    赫鲁晓夫的“万万火急！”

    1956年初秋，我出差正在山东，忽接中央电，令我速归待命。我将有什么任务已猜到八九分。因为我在山东已得知匈牙利出了事的消息。在山东工作的匈牙利几位专家及其家属忧心国事，愁盾苦脸，甚至有的哭哭啼啼，全都惊慌失措。

    我赶回北京，得知赫鲁晓夫又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贝利亚事件时，他也来过“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量问题。

    1956年5月发生波滋南事件时，周恩来正在波兰访问，帮了一臂之力，解决了问题。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慌了神。

    这时，他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了。但他知道我们对他那“老子党”的作风有意见，所以他对我们在此问题上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心中无底。我们立即组织了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

    赫鲁晓夫自己心虚，怕我们不支持他，怕我们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中间立场。所以他邀中共代表团以及代表团的到达，他都没有让苏共政治局的其他人知道，而是他一个人驱车到机场迎接我们。为的是便于他先摸底，以争取主动。

    我们飞抵莫斯科，一下飞机，赫鲁晓夫就把刘少奇拉上自己的车，代表团其他成员上另一辆车，他是不管了。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