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马的主动脉没被砍着，半夜苏醒后爬出五顶山才死里逃生的。

    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灭绝人性地用极狠毒、残忍的手段屠杀无辜的中国劳工。从1942年到1945年8月，在这座山上共杀害中国劳工2万余人。

    1943年10月后，日本关东军决定将北满各部队管辖的特殊工人5264人移交抚顺炭矿，支撑抚顺炭矿解决其“增加生产的最大难关，最令人犯愁的是劳动者的获得问题”。这些人分四批到达后，实际入矿5218人。他们是军事工程的幸存者，由于受到非人的劳动和生活折磨，到抚顺炭矿进行身体检查时，合格者只有72％。1504人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患皮肤病者多达1038人，即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皮肤病。

    本溪湖特殊工人住在大把头设立的大房子里，外面设有大小两层电网，特殊工人完全没有自由，无异于囚徒。为了防止特殊工人逃跑，实行了“连坐法”，即一人逃跑，大家受连。

    1942年初，本溪湖煤矿在特殊工人中设立辅导班，由鬼子兵大竹、田布两人总负责，并配有董少舟、白长福等三名中国翻译。辅导班直辖茨沟、柳塘两个辅导中队，中队下属为38个小队。这些中小队长均从特殊工人中选配……此外，在辅导中队里，日伪都在其中派驻特高系的特务人员，秘密监视特殊工人。

    日本鬼子还在特殊工人中挑选出年轻的300多人成立直辖系，由鬼子兵直接管理，下设4个小队，企图防止特殊工人逃跑。

    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子在本溪日本鬼子称其“纳工房”。纳工房冬冷夏潮，炎热之时臭气熏天，瘟疫流行。日本鬼子怕特殊工人逃跑，白天大小便也要请假，并有人监视；夜间去厕所除了请假之外，又规定了裸身大小便制度。

    1943年6月，日本鬼子又成立辅导班事务所，由辅导系警备队看守特殊工人住的电网和哨卡，在大电网内增设小电网，特殊工人上下班不仅有老工人引导行动，还加派了武装押送，并在特殊工人经常行走的路线上设置13个流动哨位，矿警增加到80多人。

    此外，在市区火车站也有流动哨兵，和便衣警察监视。特殊工人经历各种盘剥，终年囊内空空，真是寸步难行。在施加高压手段的同时，日本鬼子还在特殊工人住地开设妓院，选用妓女做耳目，监视特殊工人的言行。

    特殊工人的粮食限制很紧，伙食极其恶劣，经常吃稀饭和少许咸菜，窝头是发霉的粮食做的，根本吃不饱。特殊工人平时穿的劳动服和劳保用品极为有限。例如棉衣既不耐穿又不御寒，春夏之时。他们经常是赤足光膀在矿井内劳动。他们居住的大房子条件也更恶劣，冬天限制生火炕。夏季人多卫生极差，传染病时常流行，死人的事天天发生。

    1943年4月至5月间，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坑工人宿舍发生霍乱，因得不到治疗，有几十名工人病死。日本当局怕霍乱蔓延，竞将这一地区封锁起来，并命令万达屋诊疗所日本医师用注射器将10名霍乱病工人毒死。

    北票煤矿当时把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子冠以“报国寮”、“跃进寮”、“协和寮”等名称，而实则是集中营监牢式的大筒子房。室内低矮阴暗并潮湿，室内两铺大炕，每铺炕挤住二三十人，睡觉时一个人头朝里。另一个人头朝外交叉并列。每铺炕设一名炕长监视工人言行。大房子还设有舍规，睡觉时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随时出屋，不准谈论国事，不准携带铁镐等铁器人内，夜间大小便不准穿裤子外出等等戒律。

    在北票煤矿的特殊工人帽头(柳条编制的矿工帽)上涂画上一个红圈，圈内写有一个“人”字，其目的是区别于一般工人，并把特殊工人视为囚犯。据北票报国寮的宋国昌揭露，寮内设有五种酷刑：

    1、骑木马。就是将人的四肢捆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