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木凳上，迫害时进行轮番毒打；

    2、蹲老虎笼子。在一个木笼上下左右钉满铁钉，钉尖朝外，施暴时人在里面坐不下站不起，只能活活被扎死；

    3、浆冰棒。在严冬季节，将工人衣服扒光，绑在室外柱子上，从头顶浇凉水，冻上一层后再浇上一层水，直至僵硬；

    4、点纸烟。将人手指缠上布，沾上汽油，而后点燃，活活烧焦；

    5、做细菌试验。给人注射上带有病菌的药物，使其传染上病毒迫害致死。

    在北票煤矿，日本队长、监工经常用皮鞭、木棒毒打特殊工人。他们手中木棒上刻有“打杀无论”字样。1941年8月15日，北票煤矿特殊工人因逃跑被抓回，报国寮的日本监工高木当众把特殊工人王大根活活打死，并张贴布告示众。“查王大根图谋纠众逃跑……罪不容赦，处以极刑，如有效法者遭同罪。”

    1945年8月15日，在长春公主岭被俘的日本关东军新京宪兵队公主岭分队军曹、特高班员犬泽刚对日军行动的回忆是一个最有力的佐证，说明中国的劳工是怎样在日军的魔掌铁蹄下生存的：

    叮当！叮当！……这摇铜铃的声音仿佛是一位老人在痛苦地呻吟。

    1945年3月8日早晨，在中国长春南侧的公主岭日军“森林兵营”里，一个日本鬼子边走边摇着破旧的铜铃。当时正值战况恶化，日军部队向南方转移之后，这个装甲车队的旧兵营，强制收容了许多中国人。这个寒冷、没有丝毫热气的旧兵营里，木板大铺上，只铺着一层薄棉毯，上面睡着一个紧挨一个的中国人，要想翻身必须大家一块儿翻，不然，有人就会被压到底下。

    日本监工是陆军伍长西原(兼宿舍长)，此时他正在长长的走廊里摇着起床铃。没起床的人披着被子坐在那里，起了床的人坐在薄棉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然后无精打采地去厕所，厕所里的下水道都结了冰。

    在军需监察班里当宪兵伍长的我，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又把防寒帽耳朵放下来，用力踩着脚，在长长的走廊里巡逻，向左右两侧的宿舍里望着。

    “西原君，在宿舍躺着的人太多了！今天有多少人出工？”我向摇铃的西原问道。

    “今天能有300人就算不错了。”

    “为什么今天这么少呢？”

    “6名受伤的还没好，还有50多名病号……”

    “他们不吃饭吗？”

    “吃啊！”

    “混帐！这可不行！如果把能吃饭的人叫病号，那么所有的不都是病号了吗？”

    “还有人在夜阃逃走了，所以一到早晨人数就减少。”

    “公主岭车站，不是说没有通行证的人不卖给火车票吗？也可能他们流浪在街头？”

    “不。在公主岭街上流浪的没有了，因为有宪兵专门抓流浪汉。是有人事先跟他们勾结好，把他们送到蔡家车站上火车逃跑的。”

    “现在是只要有钱就能逃跑。可是，如果有偷偷逃跑的被抓回来，就要活活打死！打死几个不算什么！”听我这么说，西原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兵营操场正中央的旗杆前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这里有日本职工，他们不在兵营里住，住在附近的职工宿舍里；有从佳木斯中学来这里“勤劳报国”(勤劳奉仕)的200名日本中学生；再有就是300名被收容在这里强制劳动的中国人了。在西原的号令下，来到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先唱日本国歌，再唱满洲国国歌，两国国旗都升上天空。

    300名中国人虽然也参加唱歌、升旗，可他们对这种事都不感兴趣。有人在那里吧嗒吧嗒直跺脚；有人还穿着夹鞋和露胳膊的衣服。当西原最后喊“敬礼”的时候，所有的中固人都不肯低下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