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代的这篇进行了应有的肯定外，主要体现着作者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宽容的对待同志的精神，并不一定要当作科学的评论看。我们注意到，这篇后记没有收入到他的任何一本集子里去。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琴和箫》却不应该再受到苛责了。这是记录了作者感情的一篇好作品。

    确实，孙犁是一个不善于自我表现、却实在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情的人。华北文艺会议上，他虽然“默默”，想得倒不一定少。

    妻子秋后又要生产了，他为她买了半斤红糖，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冀中乡下习惯，认为红糖对产妇有特殊的滋补功效。

    同行的还是方纪，经过束鹿时，他们在方家（其实是冯家，方纪原名冯骥）吃了方纪的母亲为他们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味道之佳，使他至今不忘。

    方纪的家庭是中农，抗战时祖父当村农会主任，遭日军杀害。还有两个叔父也被杀害。他自幼托养在外祖母家里，常听她讲故事。据他自己写的《传记》①说：在延安，“曾得到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提笔改稿的荣幸。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给《街头画报》的一篇评论稿中亲自改稿，亲自添写了这样一段话：‘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未好好的研究，自己错误了又不好好的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

    “文革”出后，方纪健康情况很不好。有两次开会的时候，孙犁看见了他，看他走路、签名那样吃力，孙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且以年长之身，搀扶了比他更弱的伙伴。“文革”前，孙犁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抄给他：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看来方纪不以为然，反其意而唱，吟成四句诗，孙犁只记住了关键的第三句：“为了革命故”——。“为了革命故”又怎么样呢？看起来，比较好的解释是：为了革命故，也不能忘记“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

    令人欣慰的是，劫火之后，文章仍在，“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①还是诗圣说得对：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从生活走向创作

    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之后，冀中区党委决定调孙犁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他到了深县，生活费用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这次调动，用他的话说，是“客串性质”，是领导方面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到任后，分工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活动），甚至他要和有关同志一起，“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②。

    由于土改期间受过批判，初来深县时“还背着一点黑锅”③。但他很快就感觉到，这是大可不必的了：“在这里工作很好，同志们多系工农干部，对我也很谅解”④。这是真的，他不止一次谈到那时的同志关系是很宽容的，和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等，都能谈得来，他们决不歧视他。在深县，他只工作了半年光景，离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他做的鉴定是：772孙犁传

    ①

    ②

    ③

    ④《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同口旧事》，《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方纪散文集序》，《孙犁文集》第六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289

    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他和深县中学的老师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位叫康迈千的老师，和他最熟。康老师住在一座小楼上，有一天孙犁去看他，登完楼梯，在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