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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烈火中的凤凰
了:丈夫望着胡琴筒,妻子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里“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她的脸很严肃,而且多变化,但总是笼罩着微笑,真挚而神秘的。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妻子与其说什么,不如拿过箫来吹一支曲子,丈夫对于妻子,则诉诸南胡。生活就这样推演下去,而且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女儿:大菱和二菱。

    抗战了,丈夫参加了游击队,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这女人喜欢沉默,但谈起孩子,话就多了。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他喜欢音乐,她不信,她说:一个人爱好什么,早就应该学习了,早就应该会唱会奏了,既然不会,那就是不爱。这位朋友有点儿不服气,他指着依偎在她怀里的大菱说:“你说大菱爱好音乐吗?”

    “爱!”

    “她也不会唱不会演奏啊。”

    母亲笑了,笑这位朋友和一个孩子比。不过,这位朋友还是明白了;这孩子能继承父母的爱好,“她虽然才八岁,当母亲吹箫的时候,她就很安静,眼里也有像她母亲那样的光辉放射出来了。”

    母亲后来也参了军,和丈夫在一起。在一次战斗中,丈夫牺牲了,她的箫失去了南胡的伴奏。整理过遗物,她和那位朋友商议,把大菱交给他照看,她带二菱去。大菱接受了父亲留下的南胡,二菱随着母亲,去和箫做伴了。这是春天发生的事情,当冬天到来,母亲带着二菱来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时候,这对小姐妹——十一岁和九岁——已经会进行琴和箫的和谐的伴奏了。这一次,母亲又把二菱也留给那位朋友,说是要到延安去。箫,就交在二菱的手里。不久,因为这位朋友要到别处工作,便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她们的外祖父那里。她们的外祖父住在河间青龙桥。

    1942年5月,发生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敌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这位朋友在秋初来到白洋淀,从一个船夫那里听说,有两个很俊气的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是十来岁,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牺牲了。这位朋友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从那茫茫的一片水里,好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设想那殉了难的就是大菱姐妹,那也许是她们,也许不是她们,但那对我是一样,对谁也是一样……”

    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处出现了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箫。

    的基本情节就是如此。发表后,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感”。华北文艺会议上,抑扬双方不知是否提到这篇作品,但在会后,孙犁却在这年9月7日给康濯的信里,特别嘱托对方:“印出稿中,特别是《丈夫》和《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到。”①《丈夫》是一篇说抗日光荣、当伪军可耻的,我们姑且不说;他要找的《爹娘留下琴和箫》却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纪念的。

    但是,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这篇并没有被他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人们差不多把它遗忘了,虽然那琴和箫的跳动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眼睛里那么动人,不时有流动的神采飘溢出来。直到1980年2月,这篇才在《新港》文学月刊上重新出现,改题《琴和箫》,并于翌年首次辑入《秀露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港》上重新发表的时候,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发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缺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这篇后记,除了对自己写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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